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10篇

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10篇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８８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２期（总第７２期）难以再现的辉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北平图书馆以编纂委员会为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10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８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 １０ 年第２期（ 总第７ ２期）难以再现的辉煌？——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北平图书馆以编纂委员会为中心的青年学者群邹新明摘要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的北平图书馆出现了一个耀眼的以编纂委员会为中心的青年学者群。

　这与北平图书馆自身独特的定位、 领导决策层对学术研究的提倡与支持、 丰富的藏书、 宽松的工作研究环境、 海内外搜集整理资料的机遇、 浓厚的学术交流氛围、 便利的学术发表渠道、 目录版本学素养的培育是密不可分的， 这对当前图书馆开展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也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２７ 。关键词北平图书馆青年学者２ ０ 世纪３０ 年代编纂委员会学术研究偶翻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 ， 周一良在所作序言中指出：

　“当时①的北平图书馆里有一批青年搞编目、 索引、 编资料、 整理图书等工作， 新书评介也往往由他们执笔。

　他们把工作与研究结合起来， 从工作中得到培养提高， 以后大都卓然有所树立。

　据我所知， 已故的向达、 贺昌群、 谢国桢、 刘节、 赵万里、 王庸诸先生， 现在学术界知名的谭其骧、 孙楷第、 于道泉、 张秀民、 冀淑英诸先生， 都是当年的北平图书馆馆员， 而我不大熟悉的目录版本学方面的专家， 出于北平图书馆的还有不少。

　¨ ｕ周一良所列举的盛况， 笔者之前也曾稍有留意，对于这一群星璀璨的青年学者群怀有景仰之情。

　应该说， 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史上， 在一个时期的某一个图书馆集中涌现如此之多的青年学者， 实在是绝无仅有。

　这一现代学术史、 图书馆史上的佳话， 其背后的成因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探究和深思：

　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为这批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提供了怎样的环境？笔者发现， 在周一良所列的青年学者中， 向达、贺昌群、 赵万里、 谢国桢、 刘节、 王庸、 孙楷第七人， 与王重民一样， 当年都供职于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从生平与学术经历看， 他们的出生年代都在１９ ０ ０ 年①指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前后。前后， 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前后在北平图书馆任编纂委员时， 都是风华正茂， 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都是他们学术积累和崭露头角的黄金时期。向达等八位学者学术上各有专攻， 但也有些相似共通之处。

　他们当中从事中西交通史、 敦煌学研究者不乏其人， 而这两个领域在当时学术界都是新兴的前沿领域； 他们都精通版本目录学， 并深得其利； 他们都将学术研究与在图书馆的工作结合起来，工作研究互相促进； 作为文史学者， 他们的研究都得益于北平图书馆的丰富馆藏， 得益于对文献资料的熟悉、 整理和发现； 他们都有明确的学术研究领域，潜心其中， 心无旁骛， 研究专深。一个学者的造就， 其背后的原因是多重而复杂的， 家学师承、 教育背景、 自身努力， 发展机遇等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其所处的工作机构对其学术成长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向达等青年学者群的出现， 绝非偶然， 他们在学术研究上所体现的相似之处表明， 他们在学术上的建树与当时北平图书馆所提供的环境机遇关系至大。周一良在《敦煌遗书论文集》 序中说， 王重民的“敦煌遗书研究所以取得这样成就。

　原因何在呢？从他的学术道路， 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呢？” 他指出万方数据

　邹新明：

　难以再现的辉煌？８ ９两条：

　“第一， 有三①先生古典文献方面知识积累丰厚， 对古代典籍异常熟悉， 特别是对某些经、 子古籍下过较深的工夫。

　～第二， 有三先生青年时期工作所在的北平图书馆， 给他学术研究上的成长， 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 ｏ ’关于所在工作机构对个人学术成长的影响， 笔者偶然发现的一条材料可以作为佐证。

　１９ ２１年７月 ， 胡适应高梦旦之邀， 对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进行考察， 他在当年７ 月 ２７ 日的日记中记道：郑贞文先说：

　一个学者在商务编译所久了， 不但没有长进。

　并且从此毁了。

　我因说：

　怎样才能免摔这个危险呢？我想有几条路：

　（ １）每年派送一二人出洋留学或考察， 须年少好学， 外国语精通， 对于学问有兴趣的——此固是一法， 但范围太小， 不能普及。（ ２）办一个完备的图书馆——此议大家都赞成。

　……（ ３）办一个试验所， 内分物理、 化学、 心理、生物等项的试验室。

　……（ ４ ）编译员的时间减少，假期增加。

　现在所中每人每日作工六小时， 终年无有假期， ——假期是假的——实不能容留学者。……时间应自由， 使人人有修养的机会。

　这几条他们都很赞成。

　其实不如此， 决留不住好人才。

　１２Ｊ胡适提出的四条， 除了第三条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者外， 其他三条对于所有学科研究人员均为适用， 可以归纳为海外游学机会、 丰富的图书资料、 宽松的学术研究时间。

　这三条是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欠缺的， 而又恰恰是向达等青年学者在北平图书馆差不多都能享有的。

　向达、 贺昌群早年都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他们先后离开，到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 可以说此一机构的转换也是他们学术生涯上的一大转机。当然， 北平图书馆为这批青年学者提供的学术发展环境还不止上述三条。

　笔者通过收集他们自己和师友的回忆， 以及相关文献资料， 尝试勾勒再现当年北平图书馆为他们营造的良好的学术成长环境。构， 也不只是普及知识的宣传教育机构， 而同时是从事研究、 堵养人才的学术机构。

　” Ｉｔ］Ｏ ）谭其骧也说：“那时的北平图书馆不光是一个专司采购、 编目、 庋藏、 借阅图书的机构， 同时也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

　” …２４６’上引属于旁观者对北平图书馆机构性质的认识， 北平图书馆自身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民国十八年七月 至十九年六月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 在“现在组织” 一项下明确指出：

　“国立北平图书馆虽归行政系统， 但其事业实属专门科学。

　既为学术机关， 自应与政治脱离关系。

　州４ 】

　ｎ ’ 可知北平图书馆是把自身看作学术机构的。但图书馆毕竟与一般的研究机构有别， 故该《报告》 在“本馆政策” 之二“研究方面” 又指出“本馆为行政机关， 而非研究机关” ， 因此“其事业不在研究本身， 而在如何供给研究者之便利。

　” 但同时又指出：

　“惟本馆事实上既为中国最大之图书馆， 关于目录、 校勘、 版本、 考订诸问题， 各方面前来咨询者颇不乏人， 爰就所知或研究所得， 藉各种出版物发表之， 以供社会参考， 而非本馆之主要工作也。

　” ［ ４１（ ５－ ６）以上两条把北平图书馆定位为“学术机关” 和“行政机关” ， 似前后矛盾， 但细读所引上下文字， 可以说并不矛盾。

　第一条主要在于强调北平图书馆在管理上与一般行政机关不同， 馆长之上设委员会， 正副馆长由委员会推荐， 经董事会同意， 再由教育部聘任， 目的是“图书馆行政避免政潮” 。

　而第二条旨在强调北平图书馆与一般研究机关的区别， 主要是为研究服务， 但同时也从事与图书馆有关的学术研究。因此， 我们可以说北平图书馆自身的定位是， 既非行政机构， 也非研究机构。

　而是为研究服务， 同时从事相关业务研究的学术机构。

　北平图书馆自身的定位， 为向达等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向性的保证。２北平图书馆领导决策层对学术研究的提ｌ北平图书馆自身的定位倡与支持周一良《敦煌遗书论文集》 序指出：

　。

　当时的北北平图书馆学术研究上的突出成就， 与当时领平图书馆， 不仅仅是采购、 编目、 储存图书的后勤机导决策层对学术研究的提倡支持密不可分。①有三， 王重民字。万方数据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 １０ 年第２期（ 总第７ ２期）据《民国十八年七月 至十九年六月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 ， 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除蔡元培、 袁同礼分任正副馆长外， 还成立由马叙伦、 任鸿隽、 陈垣、刘复、 周贻春、 孙洪芬、 傅斯年等人组成的图书馆委员会¨ “∞， 而这些委员中多数为当时著名的学者，他们在设计北平图书馆的机构设置和发展规划时，肯定会考虑图书馆本身的学术建树。从现有资料看， 北平图书馆领导决策层对学术的提倡和支持除了对北平图书馆学术研究的定位以外， 主要表现在编纂委员会的设立。

　编纂委员会并非一般图书馆的常设机构， 此委员会的设立， 恰恰体现了当时北平图书馆决策层对于资料编纂和学术研究的重视。

　《民国十八年七月 至十九年六月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 中的北平图书馆组织结构图显示， 编纂委员会独立于阅览部、 金石部等业务部门之外， 直属馆长副馆长领导。

　Ｈ Ｊ【４’ 此外， 历年《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 都有相当篇幅介绍“编纂及出版” ， 也是重视学术研究的体现。蔡元培任北平图书馆馆长虽是挂名， 但他的思想对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仍有不少的影响， １９ ３１年北平图书馆新馆建成， 蔡元培为此专门撰写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记》 ， 其中对北平图书馆提出了希望：“便利学术研究而贡献于文化前途” ” Ｊ。

　而北平图书馆要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 为文化建设做出贡献，是离不开学术研究的。至于北平图书馆的具体业务， 主要由袁同礼负责。

　袁同礼１９ ２９ 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成立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 副馆长， 实际上全面负责馆务， 此后一直到１９ ４ ９ 年赴美， 袁同礼基本上都负责北平图书馆工作。

　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向达等青年学者群的出现， 与袁同礼对学术研究的提倡支持是分不开的。有研究者总结指出：

　“从１９ ２６年到１９ ３７ 年‘七七事变’ 的十多年里， 袁同礼大力开拓， 不仅出版了多种为学术界推重的善本丛书和目录索引， 开办了诸如馆际互借、 国际刊物交换等新兴业务， 更创造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 选派馆员出国深造等， 罗致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此时的北平图书馆， 并不满足于现有资料的管理工作， 更重视自身的学术建设， 因而成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镇。

　无疑， 这与当时的领导人的学术建设思想是分不开的。

　” ［ ６］‘姒一嬲’关于袁同礼对于北平图书馆培养人才的贡献，晚于向达等人的张秀民、 冀淑英等后辈学者都曾撰文忆及。张秀民在《袁同礼先生与国立北平图书馆》 一文中指出：

　“袁馆长不仅发挥国家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使人感到图书馆的重要性， 同时又把它成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 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 北平研究院的人文科学部门媲美。

　因此延揽人才， 培养精英， 聘请原京师图书馆主任徐鸿宝（ 清代举人， 精于板本，金石， 国内文物鉴定权威， 后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叶渭清（ 研究宋学、 宋史）、 孙楷第（ 有《小说书目》 ）、 贺昌群（ 历史学， 后任科学院图书馆长）、 谢国桢（ 史学， 编《晚明史籍考》 ）、 刘节（ 金石学家）、 王庸（ 有《中国地图史料辑要略》 ）、 梁启雄（ 著《苟子柬释》 ）、 赵万里（ 板本学家）、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理学家）、 李德启（ 编《故宫、 北图满文书目》 ）、 蒙古喇嘛彭色丹（ 通蒙文、 藏文）、 向达、 王重民等先生为‘编纂’ 或‘馆员’ （ 当时无研究员、 副研究员之称）从事研究著述， 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提高馆员质量， 对开展工作自然也有好处。

　又由馆中先后派往国外留学进修或作交换馆员者十余人， 如严文郁赴德， 王重民赴法， 向达、 于道泉、 丁浚去英。

　……” ［ ７１冀淑英在《杂忆老馆》 一文中回忆：

　“北平图书馆在培植人才上也是突出的。

　袁先生有计划地创造条件选派人员出门深造， 这在当时并不容易。

　” 哺１３北平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北平图书馆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宣统元年（ １９ ０ ９年）由张之洞提议组建的京师图书馆， 到１９ ２９ 年正式合并组建北平图书馆， 其间虽受战乱、 经费困扰，屡办屡停， 但多年的积累， 仍汇集了许多珍贵的公私藏书， 因此在１９ ２９ 年成立之初， 藏书已经非常丰富。仅就古籍善本而言， 其“质量和数量都为全国之冠。

　归ｐ ’ 此外， 北平图书馆在敦煌写经和金石碑帖等的收藏方面也都具有相当的规模。

　丰富的藏书是人文学者进行研究的最根本的依凭， 向达等青年学者到北平图书馆后， 如鱼得水， 徜徉其中， 自得其乐， 学问由此大进。万方数据

　邹新明：

　难以再现的辉煌？９ ｌ向达１９ ３０ 年到北平图书馆， “自此进入书的海洋之中， 便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废寝忘食学习和工作， 经常伏案到午夜一、 两点钟。

　州” １向达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 于１９ ３３年发表成名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１９ ３４ 年出版《中西交通史》 ， 与冯承钧、 张星娘开创了中国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新局面， 被誉为“北大三杰” 。

　这些成就的取得， 无疑都与他在北平图书馆期间饱览藏书的学术积累有关。贺昌群１９ ３２年到北平图书馆工作， 担任编纂委员， “北平图书馆藏书宏富， 又收藏有许多国外出版的有关西域考古的文献， 他便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继续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 ……¨ “１贺昌群在北平图书馆任职到１９ ３７ 年抗战爆发， 这几年是他深入学术研究、 硕果累累的重要时期。王庸１９ ３１年到北平图书馆， 当时“北平图书馆收藏的地学论著图籍之丰富， 为全国第一。

　作为舆图部主任， 王庸全部翻检一过， 与同人一一编出目录索引摘要。

　沾溉学人， 功莫大焉。

　他的《中国地理学史》 ， 即撰成于此时。

　” ¨ ２１孙楷第“在北平图书馆， 由于工作关系， 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典籍， 很自然地把着眼点放到版本和目录学上来，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 【１３］（ 剐谢国桢“前半生的学术生涯与北平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据以确立了在明清史学及明清史籍文献研究领域的地位的著作也基本成于这一时期。在北平图书馆期间， 他完成了《晚明史籍考》 、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等重要著作。

　州“’ 《晚明史籍考》是谢国桢目录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名作， 他自己在序言中回忆：

　“自服务于北平图书馆， 命专理其事，俾成完书， 馆中所藏之书， 得悉资披览。

　” ¨ 纠可以说，北平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是此书完成的重要基础。众所周知， 古籍版本、 目录、 校勘之学多来自亲身实践， 纸上谈兵是不大可能有所成的。

　作为版本、目录、 校勘学家的赵万里， 其学术成就的取得当然与当时北平图书馆珍贵的古籍收藏分不开， 正如...

篇二：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北京的图书馆及馆员分布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主要分为公立图书馆、私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会社机构图书馆四种类型。1.1 公立图书馆清末派往欧美考察的政治大臣回国后，极力称赞西方的公共图书馆在启迪民智方面的巨大作用，1909年 12 月 17 日，学部上奏 《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 ［1］ 获准：京师及各省应先设图书馆一所，各府、厅、州、县治应各依筹备年限依次设立。1910年，学部在北京建立了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京师图书馆，1912 年对外开放，后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与此同时，北平的公立图书馆系统逐渐完善。1913 年 6 月，京师图书馆设立分馆，1913 年 10 月建京师通俗图书馆，中华民国成立后学部改为教育部。1917 年 8 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建立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还有一所由原八旗学务处附设的通俗图书馆发展而来的北平市立民众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市立图书馆统一合并称北平市立图书馆，即首都图书馆的前身。市立图书馆下辖若干阅书报处，国立、市立图书馆及阅书报处构成了北平的公立图书馆体系。1.2 私立图书馆1909 年，清政府颁布的 《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 第 17 条规定，“欲自行筹款随在设立图书馆以惠士林者，听其设立”。1915 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发了 《图书馆规程》 ［2］ 和 《通俗图书馆规程》。［3］《图书馆规程》 规定：“公立、私立各学校、公共团体或私人，依本规程所规定，得设立图书馆。”《通俗图书馆规程》 规定：“私人或公众团体、公私学校及工场，得设立通俗图书馆。”两个规程中明确规定私人可以设立图书馆，这为私立图书馆的设立提供了制度保障。私立图书馆包括私人、机构、团体创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群体构成及特点韦庆媛，张坤竹 （清华大学图书馆）摘 要：北平图书馆协会和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员构成了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群体。其特点表现在：图书馆学者广泛参加图书馆专业学术组织的活动；接受新式高等教育的学者成为图书馆学术活动的主导力量；国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学者人数最多；社会学者也踊跃参与和提倡图书馆事业；“新”“旧”学者携手组成学术共同体，共同推动北京的图书馆事业向前发展。关键词：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学者群体中图分类号：G25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8214（2016）10－0093－06Th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y Scholars in Beijing during the RepublicanPeriodWei Qing-yuan，Zhang Kun-zhuAbstract: Peking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Chinese Library Association members constituted a group of scholars in Beijing duringthe Republican period. It was featured with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scholars widely participated in academic library activ-ities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scholars that had accepted the new higher education became the leading force of library academic ac-tivities; a majority of the scholars came from national library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social scholars also participated in and pro-moted the library cause; all the scholars worked shoulder by shoulder to promote the library development in Beijing.Keywords: the Republican Period; Beijing; Library; Scholar Group［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研究” （项目编号：15BTQ003），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研究” （项目编号：15ZHB017）

　的研究成果之一。专业史苑093万方数据

　办的图书馆，还有私立学校附设的图书馆。仅以独立的私立图书馆而言，北京有松坡图书馆、泉寿东文书藏等，此外还有宗教图书馆，包括北堂图书馆 （东、西、南、北堂合并）、北平青年会图书馆、慈航图书馆、慈济图书馆等。［4］1.3 学校图书馆1.3.1 国立大学图书馆北京最早设立的国立大学，是 1898 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这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早的国立大学。据1925 年统计，全国有国立大学 21 所。其中，北京有10 所，占全国的一半。［5］ 作为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摇篮，各大学均设有图书馆。1928 年北伐胜利后，北平实行大学区制，按照 《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 规定，北平大学区范围“以北平政治分会所辖之区域，即河北、热河、北平、天津”为限，合并重组原北大、北师大、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农大、北京医大、北京女师大、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工大、北京俄文专修馆、天津北洋大学、天津法政专门学校、保定河北大学等校为北平大学，并裁撤河北省教育厅，由北平大学区兼管河北省教育行政。［6］ 大学区制太理想化，遭到了各校反对，不久即取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恢复了原有建制，其余北平大学组合体保留下来，各校图书馆不断壮大。抗战爆发后，一些国立大学合并内迁，图书馆也随之迁往内地。1.3.2 私立大学图书馆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包括两类，一类是教会大学，另一类是私人创办的大学。办学资金一般由教会或私人筹集，校长、教职员由教会或私人聘请。尽管自晚清开始外国人就来华办学，但在北京这个中国文化深厚的城市，外国教会的势力渗透还是比东南沿海城市晚了一些。北京的教会大学基本建立于 20 世纪10～20 年代，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北京私人创办的大学也很多，1912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分别颁布了 《专门学校令》 ［7］ 和 《大学令》，［8］ 规定私人可以设立大学，在北京先后创办了私立中法大学、中国大学等。1922 年 11 月，国民政府又颁布了 《学校系统改革案》，［9］ 规定可设立单科大学，北京创办了铁路大学等专科大学。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目标是一致的，各校基本上都设立了图书馆。1.3.3 中学图书馆民国时期，北京的公私立中学均占有相当比重，公立学校的规模和办学条件要高于私立学校，但从数量上看，私立学校多于公立学校。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京公立学校共有 5 所。1913～1928 年，北京地区的私立中学有 37 所，如中国公学附属中学、正志中学、孔德学校、四存中学、励志中学、香山慈幼院初级中学、志成中学、中法大学附属温泉中学、华北中学、两吉女子中学、培根女子中学、清明中学、艺文中学、立达中学、北京中山公学、翊教女子中学等。在近代中学教育中，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来自教会，北京的教会中学在数量上不及沿海城市多，但在质量上毫不逊色，如贝满女中、汇文学校等。1917 年在北京设有慕贞、汇文、贝满、崇实、育英、育才、崇德、毓英、笃志、培华、萃贞、萃文 12 所教会中学，1917～1927 年新设立的教会中学有盛新中学、光华女子中学、燕京大学附属女子高级中学等。［10］ 到抗战前，北京的公私立中学共 71 所，有 64 所中学 （含中等职业学校）

　设立了图书馆。但总体看，各个中学图书馆藏书量不大。1.4 会社机构图书馆民国时期北京的会社机构组织数量多，分布范围广，遍及政治、经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等领域，很多会社机构也设有图书馆。1915 年成立的中国社会及政治学会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社会科学专业学会，学会有自己的图书馆。该馆不但为学会会员服务，还对周边公众开放，袁同礼、陶孟和、萧公权、蒋廷黼等人都曾担任过图书馆管理委员会的委员。［11］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先后成立了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和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华全国铁路协会设有图书馆。此外还有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香山慈幼院教育图书馆、地质调查所图书馆等。抗战前北京的图书馆数量和馆员人数达到民国时期的高峰。北京图书馆协会和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曾多次组织北京和全国的图书馆开展调查活动。以 1929 年北平图书馆协会 ① 对全市图书馆的调查统计结果为例，当时全市共有 46 所各类图书馆，馆员 267人，分别服务于公立图书馆、私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会社机构图书馆。馆员分布情况见表 1。2 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群体与学术组织1924 年，北京成立了区域性的图书馆学术组织北京图书馆协会，1925 年全国性的图书馆学术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也落户于北京，以两个协会会员为基础，构成了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群体。他们聚集在两个图书馆协会中，凝聚在统一的学术共同体中，共同探讨图书馆学术发展，促进图书馆学术进步，带领北京的图书馆书写发展史上的新篇章。专业史苑094万方数据

　2.1 北京图书馆协会中的会员学者北京的图书馆学者最早开展学术活动。1918 年，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术组织，宗旨是加强京城各图书馆之间的联络，开展图书互借活动。但是由于在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立案未准，加之经费困难，协会不久即停止活动。1924 年 3月 30 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戴志骞的主持下，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支持下，成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图书馆协会—— — 北京图书馆协会，戴志骞任首任会长。该会“以图谋北京 （北平）

　各图书馆之互助，研究图书馆事业之改进，并联络会员之情谊为宗旨”。为了促进学术研究，该会成立之始就设立了图书馆学术研究委员会，负责筹备学术讲演，指导图书馆工作，解答会员提出的问题等。协会定期举行会员会议，每次开会必安排学术演讲，先后在会上演讲的有戴志骞、胡适、袁同礼、查修、李小缘、刘国钧、洪有丰等，内容涉及欧美图书馆介绍及分类法、目录片等。根据 《北京图书馆协会简章》 规定，北京图书馆协会会员分为甲乙二种：甲种是机关会员，一般以图书馆为单位；乙种是个人会员，主要是图书馆馆员和热心图书馆事业的学者。北京的图书馆学者踊跃加入北京图书馆协会。据 1929 年北平图书馆协会统计，全市有 46 所图书馆，馆员 267 人，其中协会会员 115人。在 46 所图书馆中，有 31 所图书馆有馆员加入图书馆协会，占图书馆总数的 67%；在 115 名会员中，有 112 人来自北平各类型图书馆，占馆员总数的42%。另有京报及建设通讯社编辑、琉璃厂藻玉堂书店经理、北平地方法院书记官等 3 位社会热心人士也参加了协会。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员分布情况见表 2。表 2 1929 年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员人数分布表［13］2.2 中华图书馆协会中的北京会员学者中华图书馆协会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全国性图书馆专业学术组织。1925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6 月 2 日在北京举行成立仪式，总事务所设在北京。其宗旨是：“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前期设董事部和执行部。第一任董事部部长为梁启超，书记为袁同礼；执行部部长为戴志骞，副部长为杜定友、何日章。后期设董事会，主席为袁同礼，协会设有分类、编目、索引、出版、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建筑等专门委员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机关会员，以图书馆为单位；第二种是个人会员，一般是图书馆馆员和热心图书馆事业的学者；第三种是赞助会员，凡捐助该会经费 500 元以上者可以成为赞助会员；第四种是名誉会员，是在学术或事业上 （不限图书馆）

　有突出成绩的学者。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积极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据 1935 年 6 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统计，全国共有会员 534 人，其中北京会员 111 人，图书馆名称 馆员人数 图书馆名称 馆员人数国立北平图书馆 23 国立北海图书馆 37北平特别市第一普通图书馆 7 北平特别市革命图书馆 10北平教育局附设民众图书馆 1 慈航图书馆 3松坡图书馆 8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图书馆（原北京大学图书馆）17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 13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工学院图书馆（原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2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图书馆（原北京医科大学校图书馆）3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图书馆1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原北京法政大学图书馆）4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图书馆 3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图书馆（原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图书馆）3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图书馆（原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11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图书馆）3国立交通大学北平交通管理学院图书馆4私立燕京大学图书馆 17 私立协和医学院图书馆 5私立中国大学图书馆 4 私立民国大学图书馆 2私立平民大学图书馆 3 私立北平铁路大学图书馆 6私立汇文神学校图书馆 2 私立朝阳大学图书馆 3私立辅仁大学图书馆 3 私立郁文大学图书馆 2私立中法大学图书馆 3 私立华北协和华文学校图书馆 3国立北平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 2北平特别市公立师范学校图书馆（原北京师范图书馆）2北平公立第一中学图书馆 2 私立汇文学校图书馆 3私立育英中学校图书馆 1 私立崇实学校图书馆 3私立平民中学校图书馆 4 私立孔德学校图书馆 2私立大中公学图书馆 1 私立成达学校图书馆 2香山慈幼院教育图书馆 10 中国政治学会图书馆 2地质调查所图书馆 4 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图书馆 5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13 东方文化总委员会图书筹备处 5图书馆名称 会员人数 图书馆名称 会员人数国立北海图书馆 34 国立北平图书馆 4北平特别市革命图书馆 4 北平第一普通图书馆 4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图书馆 5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 13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图书馆5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工学院图书馆3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2国立交通大学北平交通管理学院图书馆1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图书馆 1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图书馆1私立燕京大学图书馆 9 私立北平铁路大学图书馆 2私立平民大学图书馆 1 私立协和医学院图书馆 2私立民国大学图书馆 1 私立中国大学图书馆 1私立华北协和华文学校图书馆 1 私立汇文神学院图书馆 3市立北平师范学校图书...

篇三：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2010年第 2期 敦煌研究 NO?2?2010? (总第 120期 ) DUNHUANG? RESEARCH TOTAL? 120国立北平图书馆拍摄及影印出版敦煌遗书史事钩沉刘 ? 波, 林世田(国家图书馆? 古籍馆, ? 北京 ? 100081)? ? 收稿日期: 2009?09?20? ? 作者简介: 刘? 波 ( 1980? ? ), 男, 湖南省新宁市人,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林世田 ( 1965? ? ), 男, 山东省蓬莱市人,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 ? 内容摘要: 本文钩稽排比国家图书馆旧档中有关拍照影印敦煌遗书的档案文件, 辅以其他资料, 发覆掘隐, 再现了国立北平图书馆 20世纪 30年代拍照并计划影印敦煌遗书的史实, 认为此举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献的回归,促进了中国早期敦煌学的发展, 而且对今天流失海外的古籍文献的回归也具有借鉴意义。关键词: 国立北平图书馆, 清华大学,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 敦煌遗书, 拍照, 影印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 2010) 02?0103?07Researching for the old story of theNational Library ofPeiping shooting Photo and photocopy of the PelliotCollection and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1930sLIU Bo, LIN Shitian( The Chinese Classics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L ibrar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Abstract : This article tries to show ing the historic fact of how did the National L ibrary of Beiping tookphotos of DunhuangM anuscripts in the Pelliot and Stein Collections and got them to be photogravure by a care?ful study of old archives and other references and digging out valuable hidden and forgotten facts. W ith hardefforts, this article hopes to promoting powerful to returning back Dunhuang Manuscripts abroad.Keywords: The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Q inghua Universit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Adm inis?tration of the British Indemnity Fund; DunhuangManuscrip;t Photo; Photogravure? ? 中国国家图书馆 (及其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 )作为敦煌遗书四大收藏机构之一, 对敦煌文献的保护、整理与研究贯穿其馆史发展的全部历程。由于敦煌遗书特殊的散藏状况,国图通过敦煌研究建立的学术合作关系, 始终带有显著的国际化特征。20世纪 3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拍摄及影印敦煌遗书的工作, 即为其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对于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 中国学者鲜有寓目的机会。因而, 获得其影本, 或将其影印出版,乃是推进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必要途径。几代中国学者和出版家前赴后继, 为之付出了近百年的不 113

　懈努力。1909年, 中国学术界曾要求伯希和将所获敦煌写卷 !择精要之本照出, 大小一如原式, 寄还中国 ∀, 伯希和表示同意。中国学者也筹集资金, 作为拍照的费用[ 1] 。伯希和归国后, 如约拍摄并邮寄照片# 。罗振玉所编 ∃石室秘宝 %、∃佚籍丛残初编 %、∃鸣沙石室佚书 %等书, 大多据伯希和所提供的照片编成[ 2] 。不幸此事因故中断, 未竟其业。

　1910年, 张元济访欧期间分别与伯希和、斯坦因协商影印英法藏敦煌写卷事宜, 均获同意, 但此后并未实际展开影印事宜[ 3] 。系统地调查并拍摄、影印英法藏敦煌遗书, 仍然是中国学术界的殷切期盼。20世纪 30年代, 国立北平图书馆争取各方支持, 积极推进这一工作, 获得了可观的成果。国立北平图书馆派王重民、向达远赴英法, 系统地调查、拍摄英法所藏敦煌文献, 获得了上万张照片。这些照片!成为此后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 ∀[ 4] , 在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 有关这批照片的拍摄背景与细节则尘封在历史的陈迹之中, 本文即爬梳整理国家图书馆旧档中有关拍照影印敦煌遗书的档案文件,辅以其他材料, 发覆掘隐, 粗陈本末, 间据管见, 论次如下, 不当之处, 尚祈方家斧正。一? 与清华大学协商合作? 拍摄敦煌遗书照片? ? 1934年, 王重民以交换馆员身份前往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 其主要工作是为伯希和所劫敦煌遗书编目, 所编目录即收入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的∃伯希和劫经录 %[ 5] 。同时, 北平图书馆派向达前往英国, 考察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劫敦煌遗书为其工作内容之一。王重民以其扎实的文献学功底, 加之废寝忘食的敬业精神, 很快全面掌握了法藏敦煌遗书的概况。北平图书馆遂利用这一有利时机, 责请王重民将巴黎所藏敦煌遗书中的重要文献拍照, 以便利国内学术界使用。但此事所需经费巨大, 北平图书馆遂寻求国内学术机关的合作, 希望共同出资完成这一事业。寻求合作的对象, 最终选定国立清华大学& 。1935年 1月 17日, 北平图书馆致函清华大学, 商议共同出资拍照敦煌古写本, 函称: ! 查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敦煌古写本甚多, 于我国文史关系极钜。敝馆现拟影照其中关于中土已佚之部份, 由馆委托王重民、邵循正∋ 、刁汝钧 ( 三君代为审定。照相费用约计五千元, 贵校愿否分得一份? 如承同意影存一份, 可担任照像费之半数, 或一次付下, 或分作二个月陆续给付。请与贵校国文系商酌示复, 以便遵行。∀ ) 北平图书馆拟借助于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邵循正、刁汝钧, 协助王重民遴选写卷。1月 26日, 清华大学函复国立北平图书馆,称: !敝校对于此举, 甚表同意。惟经向文史各系商酌结果, 以购书费预算所余均属无几, 担任照费半数, 非力所能逮。如能以壹千元之代价, 得影片一份 ( 照相底片统归贵馆 ), 则当勉力购存一套。∀ ∗ 清华大学因购书经费所余无几, 仅能出资一千元。当年 5月 2日, 北平图书馆再次致函清华大学, 商议增加拍摄经费。函称: ! 查影照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一案, 前由陈寅恪教授交来应照清单一份, 业经寄法, 照单开始影摄, 惟原拟款项数目有限, 若再增加国币四千元, 即可将其中重要之件悉数照全。此项增加款项, 拟由贵大学与敝馆各认半数, 如承同意, 请于本年七月初旬将款拨付过馆, 以便寄法应用。∀ + 据此函, 当年 1月份商议拍照之后, 北平图书馆与清华大学即已开始进行实际的合作, 陈寅恪教授曾提出一份拍照清单, 114

　#&∋()∗+∃艺风堂友朋书札%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 1000页所录罗振玉函称: ! 已代照千纸, 亦于三月内当可寄到。∀国家图书馆所藏国立北平图书馆档案中, 有! 商照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古写本事函∀一件, 为公文拟稿, 发函日期为1935年 1月 17日。该函稿尾之致送机关, 先题!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后抹去该行, 改题! 清华大学∀。这显示北平图书馆在考虑合作机关时, 曾有一段斟酌选择的过程。邵循正 ( 1909- 1972), 字心恒, 福建侯官 (今福州市 )人,历史学家。

　1926年入北平国立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攻读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1930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 改习历史。

　1934年初赴欧洲留学, 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从汉学家伯希和攻蒙古史, 学习古波斯文; 次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 继续研究蒙古史。

　1936年由法回国。刁汝钧 ( 1907- 1994), 字士衡, 河北邯郸人。

　1930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931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班, 同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文学、戏剧, 并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继续研究、收集敦煌变文等资料。1935年回国。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稿档案, 第二集校字第四案第特一卷, 国立北平图书馆发文第四九号。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稿档案, 第二集校字第四案第特一卷, 国立北平图书馆到文第二一四号。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稿档案, 第二集校字第四案第特一卷, 国立北平图书馆发文第三四〇号。

　王重民在法国照单拍摄。5月 7日, 清华大学复函北平图书馆, 表示:! 经与文学院暨文史等系商酌, 可照来示办理, 本校认担该项增款半数计洋二千元, 容于七月初旬拨付。∀ #在巴黎, 王重民主持的拍摄工作循序进行。至 1935年 6月止, !先后已摄照数十种国人所未见之秘籍∀ & 。早在 1933年底, 北平图书馆便委托清华大学浦江清教授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商量, 拍摄该馆所藏敦煌遗书中的佛经以外写本, 遭到拒绝[ 3] 208 。在顺利进行合作拍摄巴黎所藏敦煌遗书的基础上, 北平图书馆继续与清华大学协商合作拍摄伦敦所藏敦煌遗书。1935年 5月 30日, 北平图书馆致函清华大学, 商议再次合作: ! 查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所藏我国敦煌唐人写本甚多, 敝馆乘编纂向达君留英之便, 拟从事影照, 藉供参考。兹拟仿影照巴黎敦煌写本前例, 仍由贵大学与敝馆合作, 择要影照两套, 预计用费约须国币八千元, 各任半数, 于本年七月一日及二十六年一月一日分两期交付, 每期各付二千元。∀ ∋同年 6月 4日, 清华大学即函复北平图书馆,表示同意合作: ! 经本校与相关系部商定, 此事可与贵馆合作, 用费各任半数。∀ (此后, 北平图书馆与清华大学的合作持续了数年, 获得了上万张珍贵的敦煌遗书照片, 可惜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份照片毁于日军侵华战火。二? 中英庚款董事会对拍照敦煌遗书的资助?? ? 英法所藏敦煌遗书数量巨大, 且多精品, 虽有清华大学合作出资拍照, 但经费方面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同时, 北平图书馆有意将所拍摄敦煌遗书影印行世。为此, 北平图书馆于 1936年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补助。1936年 9月 29日, 北平图书馆致函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 称: !燉煌古籍发现以来, 迄今垂三十馀年, 因大多数散佚海外, 我国学者无由窥其全豹, 不无遗憾。兹为发扬学术起见, 爰拟 ∃整理及选印燉煌经卷计划书 %一件, 附预算草案一纸,函请鉴核, 予以补助。∀ )∃计划书 %将整理与选印敦煌遗书规划为总目、辑印与考订三步 ∗ 。当时拟定的经费预算总数为三万元, 包括编辑总目录费一万元, 影印费一万八千元, 考订费二千元。1937年 3月 19日,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函复北平图书馆: ! 拟就本会本年度补助保存古物案内第二类专款修理防护史迹古物三万元项下补助甲案整理选印敦煌经费八千元, 并已报告第四十四次董事会议议决通过。∀ +3月 25日, 北平图书馆函复董事会, 开列补助费用途, 随函附新拟 ∃选印燉煌经卷预算及说明书%, 新的预算分配方案将八千元经费分成三部分: 一、影照经卷费, 英国二千五百元, 法国二千五百元; 二、丛书制版费二千元; 三、职员补助费一千元 , 。同时, 附预计于 1938年出版的 ∃燉煌古籍丛残 %第一集目录。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 4月 28日函复北平图书馆, 同意北平图书馆的经费分配方案, 表示! 补助费可以照拨∀。另外, 对丛书名提出修改意见,建议改名为 !燉煌古籍丛编 ∀ − 。这一建议为北平图书馆方面所采纳。王重民 1937年 8月 2日致袁同礼函中称, 中英庚款补助拍照敦煌遗书 ! 为叶玉虎? ? ? 特别帮忙 ∀, 可知此事能得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 时任董事会董事的叶恭绰先生当有促成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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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稿档案, 第二集校字第四案第特一卷, 国立北平图书馆到文第一〇七九号。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国立北平图书馆务报告 (民国二十三年七月至二十四年六月 ) %, 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5年, 第 6- 7页。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稿档案, 第二集校字第四案第特副一卷, 国立北平图书馆发文第五四六号。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稿档案, 第二集校字第四案第特一卷, 国立北平图书馆到文第一〇五〇号。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稿档案, 第二集专字第四十二案第一卷, 国立北平图书馆发文第八六六号。∃计划书%即后文所引∃整理及选印敦煌经卷计划书 %,因这一文件并非为单纯的公文附件, 且较为重要, 故专节揭示。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稿档案, 第二集专字第四二案第一卷, 国立北平图书馆到文第四五七号。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稿档案, 第二集专字第四二案第一卷, 国立北平图书馆发文第三二六号。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稿档案, 第二集专字第四二案第一卷, 国立北平图书馆到文第六六一号。叶恭绰 ( 1881- 1968), 又名誉虎, 一作玉虎。叶氏关注敦煌遗书的收集与整理, 20世纪 20年代曾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 本人亦收藏敦煌遗书达二三百件之多, 1949年前大多散出,上海图书馆有叶氏旧藏。

　此后, 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拨款陆续汇寄巴黎王重民处。

　1938年 3月 31日, 南下的袁同礼致函留驻北平的王访渔、宋紫佩, 通报有关账目, 其中第三项为 ! 中英补助 ∀, 金额为 !三〇五五. 六一 ∀, 注明!此款已全数汇寄王重民∀[ 6] 。因有经费保证, 王重民在巴黎的拍摄事务得以按计划渐次进行, 其详情可从后文所引王重民致袁同礼函中窥见一斑。1938年春, 北平图书馆根据写卷拍摄的实际情况, 对经费运用计划作出调整, 并于 1938年 3月 19日致函董事会, 汇报调整方案, 提请核定:! 自上年六月开始工作以来, 迄本年二月, 法国部分大致告竣, 惟陆续发现重要资料, 故影照费因之增加, 预计四千元方能敷用。英国部分自本年起开始影照, 预计一年以后始能竣事, 参照在法经验, 复经详细估计, 此项影照费至少需三千元。用特函达, 拟请准予将原拟定之出版费三千元移作此项之用。∀[ 6] 568?569 据此函, 法国所藏敦煌遗书的拍摄工作 1938年 2月已大体完成, 但陆续发现重要资料, 需增加预算至四千元。英国部分的拍摄工作则自 1938年开始拍...

篇四：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１５ 卷 　 第 ５ 期 教 育 学 报 Vol Q .１５ ，No | .５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Oct

　.２０１９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８‐０５作者简介 ：张小丽 （１９８２ — ）

　，女 ，山东人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教育学博士 ，主要从事教育学科史 、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 。E‐mail ：xlzhang＠ sxu ．edu ．cn基金项目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教育学科制度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COA１６０１７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历史境遇张小丽（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 　 要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置 ，始于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女师大研究所教育学组 。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 ，北平女师大并入北平师大后 ，研究所扩为研究院 ，教育学组改为教育科学门 。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整理”师大 ，研究院改为教育研究所 。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章程》训令北师大停办教育研究所 。

　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统制”逐步加强的背景下 ，综合北平师大的无解的经费状况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教育学科的困境 ，以及北师大偏弱的政治影响等各种因素 ，师大教育研究所停办有其必然性 。国立北平师大教育研究机构从创办到停办的 ４ 年 ，充满了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外在政治 、文化 、经济条件的矛盾 ，是教育研究机构与现实经济 、政治 、人事纠葛的反映 ，也是教育研究及教育学科体制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门 ；教育研究所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图分类号 ：G５２９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１２９８（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０１‐１２DOI ：１０ ．１４０８２ ／j ．cnki ．１６７３‐１２９８ ．２０１９ ．０５ ．０１３　 　 近些年来 ，随着近代学术体制化研究的展开 ，现代大学及其附设研究机构作为学术体制的主要内容 、作为学人存在的基本空间 ，为左玉河 、陈以爱 、刘龙心 、陈时伟 、范铁权等学者所关注 。

　教育学界 ，以肖朗教授为代表的教育学术史研究团队亦对近代国立大学教育研究机构有所涉及 ，瞩目于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 、国立中央大学的教育研究所的研究作为 ，对抗战期间的师范研究所亦有梳理 。

　作为教育学科史的研究者 ，阅读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相关研究作品时会下意识地寻找教育学科的位置角色 ，思考教育学科体制的建立 、转型问题 ，涉及教育学科的相关问题会不自觉地辩驳 、印证 。

　不管是近代学术体制化的研究 ，还是涉及教育研究机构的成果 ，对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机构从开办到停办 ４ 年皆很少涉及 。“教育”的重要自戊戌至今无人否认 ，而“教育之学”却历史短 ，学术根基未牢 。

　由此形成了一个悖论 ，一方面 ，清末以来教育极受朝野重视 ，各时期报章杂志讨论教育改革的文章极多 ，“教育研究”好似盛况空前 ；另一方面 ，“教育学”“教育研究”在中国的命运跌宕起伏 ，教育研究机构更是寥若晨星 。

　实际上 ，围绕教育学科的争议从它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之日就未曾断过 。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一直倡导“学术独立”的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 ，对当时中国各学科的学术研究一一作了评论 ，对教育学的观感是“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 。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 ，学而优则仕’ ，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１］。

　教育学科在学者眼中“不独立”的形象可见一斑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置 ，自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女师大研究所教育学组始 ，至 １９３４ 年 ７月北师大教育研究所终 ，存在 ４ 年时间 。

　这 ４ 年 ，恰好处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统制”逐步加强 、学界对于教育学科的学术性的质疑加深 、师范大学制度存废论争的漩涡中 。

　北师大的书生为保存师范大学“研究高深教育学术”的“生命线” ，左右支绌 ，结局仍未免于停办 。

　用现在的眼光看 ，在朝野大力提倡各科研究所 、研究院的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全国唯一的师范大学的教育研究所的命运令人唏嘘 。

　从获得教育学科体制发展的中国经验考虑 ，剖析北师

　l １０２ 　 　 教 育 学 报 ２０１９ 年大教育研究机构这 ４ 年的境遇是一个切入教育学科体制中国历程的绝佳角度 。一 、北师大教育研究所的渊源大学设研究机构 ，在制度设计层面 ，从壬寅学制就有相关规定 。

　壬寅学制设计 ，大学堂以上有“大学院” ；癸卯学制将大学院改名为“通儒院” ；壬子癸丑学制又将通儒院改为大学院 。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以北大 、清华为代表的学校开始创办“国学”为名的研究院 ，将此机构从制度设计付诸实践 。

　２０ 年代前后 ，随着以学术引进为主阶段的结束 ，要求在国内普遍设立研究机构 ，开展自由的学术研究 ，已经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共识 。［２］１９２８ 年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之后 ，改大学院为研究院 ，“为大学毕业生而设 ，年限不定” 。

　大学院非常鼓励国立各大学设立各科研究所 ，开展科学研究 。

　１９３０ 年 ，教育部通令全国国立各大学酌设研究所 ，推广科学研究 。北师大的教育研究机构始于什么时候 ？ １９２２年 ，黄公觉在北高师第一届教育研究科学生毕业典礼上曾宣称“中国各大学专门学校 ，迄无研究科之设 ，有之 ，自北高始 。”［３］ 据此 ，有研究称北高师教育研究科“这是我国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开始”［４］６３‐６４。这种说法并不合适 。

　北高师教育研究科是为了与大学学制年限平齐 ，为四年制的高师毕业生所设 ，毕业授予教育学士学位 。

　也就是说 ，教育研究科相当于大学本科三 、四年级 。

　之后北师大研究所在回顾本部门历史时 ，并不以教育研究科为起点 ；而北师大教育系则会追溯教育研究科的始终 。［５］５７黎锦熙在《研究所略史》一文中 ，明确将北师大研究机构的历史追溯至１９３０ 年６ 月成立的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 。

　之后承北平师大而来的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溯源时 ，亦以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为始 。［６］６实际上 ，１９２９ 年 ８ 月 ，邱椿主持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教育学系时期 ，即有意设立教育研究所 。

　“如果经费充裕 ，拟仿照广东中山大学的办法 ，设立教育研究所 ，为全国教育搜讨之中心 。”［７］ 只是时局变动 ，经费依然无着而未及实施 。（一）女师院研究所教育学组１９３０ 年 ３ 月 ，当时的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院务会议议决以停办预科所省经费创设研究所 ，设工具之学 、语言文字学 、史学 、地学 、哲学 、教育学等八组 。

　以“提高本院毕业生之程度及增进对于学术界教育界之贡献”为宗旨 ，主要针对女子中学毕业程度较低 ，实际是变相延长大学年限 ，以提高女师大毕业生的程度增进女师大在学术界教育界的地位 。５ 月 ，由院长徐炳昶聘定国文系主任教授黎锦熙 、教授高步瀛 ，史地系主任王桐龄 ，外国文系主任王文培 ，教育系主任杨荫庆为研究所委员会委员 。

　所址设在石驸马大街涭水河（现为受水河）旧旗署 。［８］女师院呈请备案时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并不支持女师院设立研究所 。

　教育部建议女师院考虑现时经费及教育情形 ，“应先从质量上力谋充实” ，指令重加考虑 。

　针对教育部指令 ，女师院呈文陈述设置研究所缘由 ，请予备案 。

　适逢有男女师大合并之议 ，遂于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在教育部暂行备案 。［８］研究所教育学组的负责人应为杨荫庆 ，导师主要有田培林 、李建勋等 。

　在《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分组研究细则》中列教育学组 ，据研究内容有以下分类 ：“目的及原理 ，学制 ，学校 ，课程 ，教学法 ，学生生活 ，关于儿童的研究（儿童的风俗调查附）

　，译述等”［８］。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并入北师大之前 ，相对于其他组 ，教育学组实际进行的工作并不多 。

　主要有以下几项 ：导师田培林主持的中国学制变迁史研究 ，以及研究生吕云章主持的先秦教育思想研究 。

　另有李建勋指导的教育系四年级学生毕业论文《师范学校训育问题》及《中学教师服务之状况》 。

　这些成果 １９３２年 ６ 月编入教育科学门专刊 ，由师大出版课发行 。［８］（二）北师大研究院教育科学门１９３１ 年 ７ 月 １ 日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合组成立 ，原女师院研究所改称研究院 ，内分教育科学门和历史科学门 。

　院址设在广安门内 ，系学校向实业部北平国货陈列馆承租 ，共计楼房 ３０３ 间 ，平房 ８９ 间 。［５］２２５研究院的教育科学门由李建勋负责 。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教育科学门章程》称 ，“本门以研究高深教育学术 ，藉资改进中国教育为宗旨” 。

　李建勋在《师大研究院教育科学门一年之经过及今后之改进》一文中提到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成立的教育科学门 ，目的在养成学生独立研究教育实际问题之能力 ，毕业后 ，无论在教育行政机关或各级学校服务 ，均能作研究及实验工作 ，以谋教育效率之增进 。［９］教育科学门入学资格分三类 ：其一 ，国立 、省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毕业生 ，可经入学考试考取 。

　入学考试科目为国文 、英文 、教育心理 、教育统计 、教育哲学 、教育行政 。

　其二 ，北师大本校教育

　第 ５ 期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历史境遇 l １０３ 　 　系毕业生 ，成绩总平均分在 ７０ 分以上 ，教育统计 、教育心理 、教育哲学 、教育行政四科平均在 ７５ 分以上者 ，可免考入学 。

　其三 ，北师大教育系之外的其他系毕业生 ，志愿研究中小学教材及教法 ，平均成绩在７０ 分以上 ，本系主科及教育必修科平均俱在 ７５ 分以上者 ，可免考入学 ，但须补习教育统计及教育哲学 。［８］ １９３１ 年第一届招收了 ２０ 名研究生 ，其中男生１３ 人 ，女生 ７ 人 。

　除两名来自燕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外 ，其余 １８ 人皆为北师大毕业生 。

　有 １４ 人为教育系毕业生 ，６ 人为非教育系毕业生 。

　至 １９３２ 年 ２月 ，休学 ５ 人 。导师方面 ，先后聘有 ７ 人 ，均系留学美国出身 ，具有博士学位者 ５ 人 ，硕士学位者 ２ 人 。

　李建勋担任教育行政方向导师 ，周学章担任教育测验与实验方向导师 ，邱椿担任教育哲学方向导师 ，杨亮功担任教材与教法方向导师 。

　课程方面 ，开设教育研究法 、教育测验 、教育实验 、高等教育统计四门必修科目 ，开设学务调查 、高等教育心理 、课程论 、教育哲学四门选修科目 。

　除四门必修科外 ，每人须选修两科 。学生除论文及格外 ，须修满 １６ ～ １８ 学分才能毕业 ，研究时间为一至三年 。

　至于毕业后授予学位问题 ，在教育部学位法尚未颁布之前 ，发给毕业证书 。教育科学门成立后 ，功能主要侧重“培养学生的研究知识与技能” 。

　对于“研究教育实际问题 ，以求适当之解决”方面 ，李建勋曾计划开展“中小学各科一贯的教材”及“全国教育经费”等方面的研究 ，［９］ 但限于经费 ，实际上没有余力专聘研究讲座从事上述研究 。

　据李建勋总结 ，教育科学门开设一年多后 ，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 。

　一是研究生问题 ，二是经费问题 。研究生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研究生兼职 ，导师们认为研究生并没有认识到研究院的性质 ，多数一边兼职 ，一边在研究院挂名 ，缺乏主动研究 。最初享受津贴的 ８ 名研究生 ，因在外兼课影响研究工作停止津贴 ５ 人 ，仅有 ３ 人始终遵照规章坚持 。研究生兼课较为普遍 ，甚至兼课地点不限于北平 。当时在读的田佩之便在天津民众教育专科学校兼教育课 ，每周在天津住两天 。［１０］二是非教育系毕业的研究生教育统计等教育基本科目基础较差 ，导师进行相关课程讲授时颇感困难 ，学生也因不了解而缺乏学习兴趣 。

　非教育系毕业的研究生 ６ 人中有 ５ 人因此休学 。

　据此种种 ，第一年招收的 ２０ 名研究生 ，因畏难或别的原因休学 、退学者约三分之一 ，计划两年以上完成研究工作的二分之一 ，一年毕业的仅有３ 人 。经费方面 ，“研究所每月经费五千元 ，且不独立 ，现只设历史科学门及教育科学门 ，发展颇感困难 。”［１１］ 虽然在师大校务会议上通过研究院经费每月 ５ ０００ 元 ，分配给教育科学门每月 ２ ０００ 元 ，每年应支２４ ０００ 元 ，但实际支取不到一半 ，仅１０ ６００ 元 。原因一是经费本就未足额发放 ；再者 ，研究院并不像师大附属中小学一样独立编制预算 。

　以致每月经费到账时 ，仅能支发教职员薪俸及研究生津贴 ，设备及调查等费用几乎等于没有 。

　同样限于经费 ，没有能力聘请专门的研究人员 。

　为此 ，１９３２ 年春 ，李建勋曾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求拨款资助 ，但因为庚款停付未能如愿 。［９］同时 ，因研究院历史科学门的一部分工作是研究金石考古之学 ，引起校外的诸多非议 ，说师大是研究教育的机关 ，除此以外研究普通学术 ，已经离开了师大的特殊立场 ，实不相宜 。［１２］北师大校内部分学生以为学校预算有限 ，研究院“靡费公款” ，亦对研究院亦存异议 。

　１９３２ 年针对李建勋掌校的风潮中 ，学生自治会致函李建勋请其辞职的同时 ，致函师大秘书处 ，要求结束研究院 。［１３］ 以上种种 ，渊源自女师的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后 ，面临着校内外的各方压力 ，名为扩张 ，实为没落 。

　雪上加霜的是 ，“九一八事变”后 ，东北大学学生流亡北平 ，强行占用了研究院的房屋 、设备 ，仅余楼房 ６７ 间 、平房 ４３ 间 ，［５］２２５研究工作实际上已很难进行 。

　凡此种种 ，皆为 １９３２ 年教育部“整理”北师大留下口实 。二 、１９３２ 年“整理”声中的教育研究所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到 ３０ 年代初 ，随着政局的变换 ，教育制度朝令夕改 ，北京高等教育格局经历了数次变动 ，各校校名迭易 ，学潮频起 。

　就院系设置来说 ，经历了将近十年的高等院校扩张 ，据教育部统计 ，１９３１ 年北平有公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 １２ 校 ，分３０ 余学院 ，１３０ 余学系 ，院系重叠严重 。［１４］ 各界公认“北京教育界的内幕复杂纷乱 ，本来是历届教育当局所最感头痛的问题 。

　就事实上说 ，也早有根本整顿之必要”［１５］。

　问题在于 ，怎么整顿 。（一）1932 年“整理”师大事件１９３２ 年上半年 ，北师大的校长问题闹得沸沸扬

　l １０４ 　 　 教 育 学 报 ２０１９ 年扬 。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师大校长徐炳昶辞职 。

　师大学生自治会拒绝国民政府任命李建勋为校长 ，指定由易培基 、经亨颐 、张乃燕三人之一担任 ，并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 ，如不依从便立即罢课全体赴南京坐索校长 。［１３］ 同时中央大学为经费 、校长事请愿要求撤换教育部长 ，驱逐教授 ，殴打...

篇五：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２穗书镗学辑宽２ ０ ０ ３ ， ６－ ｌ ９ ２ ５。

　１９ ３６ 年中国图书馆事业兴盛的成因与评价杨子蠹ｌ缓篓ｌ １９ ２ ５牟堇ｌ９ ３７ ＝ 簪拭鞋战争整步， 申落整带瞎事韭盛斑了兴盛蝇羼帮。

　本文搽谜其残露， 势砖这墩历史律出评价。一ｌ荧建溺ｌ申馨嚣书繁Ａ ｂ ｓｔｒ ａ ｃ ｔ：

　Ｆ ｒ ｏ ｍ １９ ２ ５ ｔｏｔｈ ｅ ｅ ｖ ｅｏ ｆａ ｎ ｔｉ—Ｊａ ｐ ａ ｎ ｅ ｓｅｗ ａ ｒ ｉｎ１９ ３７ ， ｔｈ ｅｐ ｒ ｏ ｓｐ ｅ ｒ ｉｔｙｏ ｆｌｉｂ ｒ ａ ｒ ｙｓｅ ｒ ｖ ｉｃｅｉｎＣ ｈ ｉｎ ａｈ ａ ｓ串鬻辫书馆事盘ｏ４ 毋／ｐｅ ｍ ｅ ｒ ｇ ｅ ｄ ． Ｔ ｈ ｅａ ｕ ｔｈ ｏ ｒｄ ｉｓｃ ｕ ｓｓｅ ｓｔｈ ｅ ｒ ｅ 船ｏ ｎ ｓ《ｉｔｓｄ ｅ ｖ ｅ ｌｏ ｐ ｍ ｅ ｎ ｔａ ｎ ｄｅ ｖ ａ ｌｕ ａ ｔｅ ｓｉｎ ｔｈ ｉｓ ｈ ｉａ ｔｏ ｒｌｅａ ｌｐ ｅｒｉｏ ｄ 。Ｋ ｅ ｙｗ ｏ ｒ ｄ ｓ：

　ｌｉｂ ｒ ａ ｒ ｉｅ ｓｉｎ Ｃ ｈ ｉｎ ａｌｉｂ ｒ ａ ｒ ｙｓｅ ｒ ｖ ｉｃ ｅ ｉｎ Ｃ ｈ ｉｎ ａ串耀透镜委书谵事燕予潢来魏芽， 辛亥摹禽惑兴怒。

　聚熬对期， 扶１９ ２５簪泽华耀书馆掺会（ 以下简称“串华舀协” ）成直到１９ ３７ 年抗蹲战争爆发藏步， 搦瑷了兴旺弱两藩。

　奎要袁鬟在：

　黼书馆熬爨裁增殁鼗务永孚静糖离； 淹餐馆浃令鲢公鸯｛中华爨按的建立及其学术嚣动； 躞书镶学研究壤皋累累； 黼书馆专门入才培养初觅成效等方磷。舒瓣这静壤淝， 譬褒１９ ３６ 年， 串溪瑟礤馆拳家牵夺缘￡ 在《率潮鼹书徨豢短｛ ‘年来之避步鼙ｔＩ－ － 文中基本上徽＿ 『总结。

　近擅年来， 如谢熄华生缠螅《串罾醛书鞴瑟书馆变》 ｆ 武汉犬学出版社１９ ８ ７ 年舨）等书也都有燕详瓣阐述。

　零文嬲专就当时叠孽中国爨书雄事照隽键会斑璐跃进熬褒象？叉为侮不驻持矮、 健康地发展速甄个阅慰进行搽巍， 并对这段掰史棒蹬努轿与评侨。１兴盛戆戒西ｌ， ｉ文恁遂动与五靼运秘静影噙高攀爱鞠旗帜的五四运动深化了瓤文化运戢，羧舞Ａ 粕追求真理静热魏， “鼹主” 和“辩学” 的叠母璃耨大姥。

　涟菪蘸方学术愚惹夭薰潇Ａ ， 赫兴掌辩与著述不数目世， 建理了蘧说聚斑， 理赢徐璧的景象。

　遮静新瓣形势绘爨书谊器带来了璐下影镌：（ １）中国一些图书馆学鬻吸纳与借｛ ｜罄西方图书馆瑗论鸟实簸。

　结合中翻实际， 提出了自己的冕舞， 并程透中嚣遥我羯书镶运动瓣舞麓。（ ２）燕受十月 攀禽蛇影嚷， 中辫旱勰马毙慝主义者李太铡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 以及中共镶导静若干工农舀书馆（ 室）， 传播了革命恿想，鸯当辩强书镶攀监注入了薪粒摄滚。（ ３）传播裁思潮、 囊知识的啦刊激增； 辩开发民智、 替及科学知识、 推动教育与科技的发展发挥了有力豹俸焉， 同时氆促使文献的内容、 类登发生显馨豹交纯。

　戴激了耨型零书键静诞生，其重要性舞始受到技会的认燃。Ｉ． ２经济及教育有所进展， 科技初见起色１９ ２７ 簪南京莓强政府建立后， 为维护其统治裁益荠挺立澎象， 丧黠袭金融、 工商盘、 农妲、 交通、 外贸等方掰采取了一系划措施， 使物质建没取得了一些进展。

　据估计， １９ ２８ —１９ ３６年９ 年间工受增长率为ｓ． ４ ％∞。

　与耽裾兼， 教育事鼗有所发曩＋ 全嚣教育会淡手１９ ２８ 年、 １９ ３２年两敬举舒；　万方数据

　高等学校数量逐渐增加。

　在图书馆方面， 国民政府颁布了若干法律， 主要是大学院（ 相当于教育部）于１９ ２７ 年１２月 公布的《图书馆条例》 规定“各省区应设图书馆， 储集各种图书， 供公众之阅览。各市县得再视地方情形设置之。

　” １９ ３０ 年５月 ， 教育部公布的《图书馆规程》 就此重申， 并规定“各市县所设立之图书馆， 称公共图书馆， 私法人或私人所设者， 称私立图书馆” ， 同年１０ 月 叉公布《私立图书馆立案办法》 １３１。

　从而使公私图书馆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促进了图书馆的普及。科技也取得了不少成就。

　１９ ２８ 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及翌年国立北平研究院成立， 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研究的开端。

　据统计， １９ ２７ 年ｌＯ 月至１９ ３３年５月 ， 在大学院及教育部备案的学术研究机构达８ ０ 多所１４ １。

　出版了许多专刊、 集刊。

　在地质学、 生物学、 数学、 史学、 考古学等研究领域， 开花结果， 形成了具有显示度的学术氛围， 这也刺激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开展。１． ３印刷出版条件明显改进１． ３． １机器造纸业勃兴到抗日战争前夕， 全国（ 东北未计）已有机器造纸厂３２所， 年产量６５， ４ ４ ７ 吨㈣。１． ３． ２传统印刷让位于活铅字印刷术抗战前夕， 仅上海即有印刷厂近千家。

　全国图书出版的９ ０ ％及报刊出版的８ ０ ％都集中在上海１６１。１． ３． ３出现了中国现代出版企业其源头是上海商务印书馆。

　它拥有新式及一般机器约１， ３５０ 台， 自动铸字炉， 先进的照相制版技术以及雄厚的编辑力量。

　年出书千余种， 占全国年出书的４ ０ ％以上【７ ｌ。

　故此， 当时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各种新学科图书出版者主要为商务印书馆， 其次为上海的中华书局与世界书局。】

　． ４ 归国留学人员的不懈努力留学人员是近代中国各门新学科产生的主力。五四运动以后， 中国图书馆界留学人员逐步增加。截至１９ ３５年， 仅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以下简称“文华图专” ）出国深造者即有１７ 人㈣， 以赴美者居多。以从美国留学为主的归国留学人员绝大多数怀有爱国热情和勤奋的敬业精神， 对图书馆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有如下述。Ｒ Ｅ Ｓ Ｅ Ａ Ｒ Ｃ Ｈ Ｅ ＳＩＮＬ ＩＢ ＩＧ Ｍ ＆ ＹＳ Ｃ ＩＥ Ｎ Ｃ Ｅ２ ３１． ４． １以美国图书馆为榜样， 号召并推动新图书馆运动从美国留学的沈祖荣于１９ １７ 年返武昌文华公书林后， 应主持该馆的美国图书馆专家韦棣华女的要求， 与他人一起奔走各地， 呼吁按美国模式兴办图书馆。

　１９ ２０ 年暑期， 戴志骞在北京高等师范作讲演（ 翌年讲稿印行）， 对美国图书馆作了系统介绍。

　自此＋ 从美国学习图书馆学的人员归国后， 相继以新图书馆运动为号召。１９ ２５年， 新图书馆运动进入高潮。

　这是因为：（ １）中华图协于当年６ 月 在北京举行成立仪式。

　它标志着全国图书馆初步形成了凝聚力， 有了～个指导业务、 交流信息、 传播学术的中心机构。

　（ ２）美国Ａ Ｌ Ａ 前主席鲍士伟应邀出席中华图协成立仪式后， 访问各地， 宣传普建公共图书馆， 为这个运动的开展大造舆论。

　（ ３）同年６ 月 ， 中美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将一部分美国退回的庚款用作图书馆等文化事业的费用。

　为新图书馆建设提供了财力支援。

　韦棣华女增为此事的实现而呕心沥血， 她对新图书馆运动贡献良多。１． ４ ． ２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上做出显著成绩他们汲取美国等外国图书馆理论方法与技术的营养， 立足国情， 著书立说， 充当学术上的带头人。

　不少人还身体力行， 担任一些重要图书馆的馆长（ 主任）， 积极改进馆务， 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例如， 在以下单位工作的有：

　（ １）留美的：

　袁同礼． 北平图书馆（ 以下简称“北图” ）； 戴志骞，清华学校； 沈祖荣， 武昌文华大学； 李小缘、 刘国钧， 金陵大学； 洪有丰， 中央大学； 严文郁（ 后又留德）， 北京大学； 李燕亭， 河南大学； 桂质柏，四川大学。

　（ ２）留德的：

　蒋复中央图书馆。

　（ ３）留英的：

　向达， 北京人学。

　（ ４ ）留菲（ 律宾）的：

　杜定友， 广东省图书馆。１． ４． ３出色地从事图书馆学教育归国留学人员尤其是上述人士大都曾专任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或讲授专业课程。

　如沈祖荣、汪长炳、 徐家麟、 查修等在文华图专任教。

　沈祖荣还从１９ ３１年起任该校校长达２２年之久。

　实际上，留学人员是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师资的主要来源，培养了一批社会亟需的人才。１． ５社会名流的倡导与支持１． ５． １梁启超（ １８ ７ ３—１９ ２９ ）　万方数据

　２‘＝ ｆｆ Ｉｊ书馆学研究２ ０ ０ ３６清术千１１民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 思想家和学者。

　１８ ９ ５年创立强学会及其书藏， 宣传维新变法。翌年开始摸文呼叮兴建图书馆， 并吸收西方分类、著录思想， 编制《西学书目表》 。

　流亡海外时． 目睹美国图书瞎的优越性， 遂先后撰文阐述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以及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的重要意义。１９ ２３年在北平创办松坡图书馆。

　１９ ２５年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

　同年， 提倡建立“中围图书馆学” 。１９ ２６ 年任北图馆长。

　逝世前遗言将其全部图书（ 中文书４ 万余册， 口文书４ ０ ０ 余册）捐赠北国。１． ５， ２蔡元培（ １８ ６ ８ ～１９ ４ ０ ）中目知识界的卓越前骄。

　任北大校长期间， 曾在海外华侨中为北大建立图书馆募捐。

　１９ １７ 年１１月 任李大铡为图书馆主任。

　该馆积极宣传新文化与码克思乇义。

　１９ ２１年拨出专窀作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藏书室， 即“亢慕义” （ 英文“共产主义” 一词的音译）斋， 使之成为又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１９ ２９ 年他还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蔡元培在著述中反复阐明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对教育发展至关重要。

　曾撰写专文纪念韦棣华女士并表彰文华大学图书科（ 文华图专的前身懑的　功绩。

　还为图书馆学著作撰写序文， 包括杨昭的《图挎馆学》 、 第一交通大学编《西文图书目录》 、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索法》 及《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 ， 向世人推荐这些专著与工具书。１． ５． ３胡适（ １８ ９ １～１９ ６ ２）中国现代学者。

　１９ １０ ～１９ １７ 年留美期问， 参观其图书馆后， 感慨颇多， 随即倡议在中国建立美式公共图书馆作为救国良策之一。

　归国后促成北大建立图书馆。

　１９ ２５年与梁启超等联名上书北洋政府陈述图书馆对发展教育的重要作用， 并争取到一批补助费。

　】

　９ ３３超历任北图委员会委员长、北夫图书馆委员会常委， 支持北平各图书馆编制联合目录。

　１９ ３４ 年４ 月 在中华图协会报上发表《中国图书的收集法》 一文。

　抗日战争前夕， 与北图馆长袁同礼共同主持， 将北图善本６ 万多册运上海法租界保存（ 以后挑出约半数运往美国， 由国会图啪馆保存， １ ９ ６ ５年启运中国台湾暂存）。１． ５． ４ 王云五ｆ １８ ８ ８ —１９ ７ ９ １中吲近代出版企业家。

　１９ ２１～１ ９ ４ ６ 年先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及总经理。

　期间， 在东方图书馆实行开放翩， 并将其编制的《四角号码检索法》 及《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 用于该馆的目录索引及藏书。

　又主办图书馆讲习班及函授学校，并亲自授课。

　极力提倡在全国广建公私图书馆。１９ ２９ 年起， 商务印书馆出版《万有文库》 第１集，有ｌ ０ ０ ０ 多种， 汁２０ ０ ０ 册。

　据王云五口述， 因购藏此丛书而成立图书馆的至少在１ ５００所以上…。从以上数例中， 可以看到儿个共同点：

　（ １）他们４ 人或留学圈外或出洋考察， 眼界开阔． 了解与认≈Ｃ 羹国等国图书馆的长处， 遂大力提倡仿效。（ ２）在教育救国、 科学救国思想的指导下， 在论著中均特别强凋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 ３）都在中华罔协担任名誉职务， 如董事长、 董事、 执行委员等。

　蔡元培还任上海市立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长． 王云五又任上海图书馆协会主席。

　这就有利予图协的决策咨询和声誉的提升。

　（ ４ ）分别在处理美英退回庚子部分赔款的机构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１９ ２４ 年建）、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 １９ ３１年建）担任董事或委员职务， 力促退款落实并将其一部分用于图书馆事业。

　这笔款子对新图书馆运动的开展大有裨益。２对这段历史的分析与评价２． １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２０ 世纪２０ 年代下半期到３０ 年代上半期， 中国图书馆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 对普及民众教育、传播科学知识与提升社会文明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个时期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这～期间＋ 图书馆学研究尤可称道， 主要表现为：（ １）诞生了图书馆构成的“要素说” 。

　杜定友先后提出保存、 方法、 活用三要素（ １９ ２７ ）及书、人、 法三要素（ １９ ３２）。

　陶述先提出书籍、 馆员、 读者三要索（ １９ ２９ ）。

　刘困钧提出图书、 人员、 没备、方法四要素（ １９ ３４ ）。

　他们对图书馆研究对象作了初步揭示。

　后二者与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于１９ ３１年提出的图书、 读者、 工作人员三要素说不谋而合。（ ２）阐明了从多学科角度研究图书馆学。

　杨昭瑟认为图书馆学与社会学、 心理学、 经济学密切相关（ １９ ２３）。

　刘国钧持同一见解， 但还认为与教育学、 目录学、 儿童学、 现代文学相关（ １９ ３４ ）。这些看法与美国图书馆学家博登㈣１ｏ 、 巴特勒分别于１９ ３ｌ、 １９ ３３年提出的观点大同小异。

　可见科学无国界， 英雄所见略同。万方数据

　（ ３）最先推出比较图书馆学。

　程伯群在１９ ３５年编著的《比较图书馆学》 ， 足“中外首次以‘比较刚书馆学’ 命名的专著” Ｉ” Ｉ， 开这门学问研究的先河。

　到１９ ３６ 年， 挪威图书馆学家威廉‘芒森在西方才最先提出了“比较图书馆学” 这个术语。此外， 在圈书分类、 只录学方面． 都有不少佳作问” ｋ ｛ ｊｉ』 者以杜定友、 刘固钧、 王云五、 皮岛品的分类法最为流行。

　后者如余嘉锡、 姚名达、汗辟疆的々 著， 影响深远。总的看束， 巾困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曾为建设新型图书馆而倾注ｒ 心ｍ 。

　他们对当时图书馆学的一些前沿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理论上有所创新， 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其成果大丘丰富ｒ 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 也为当时整个文化平台增添了一层绚丽的色彩， 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宝贵财富。

　他们披荆斩棘的进取精神与筚路蓝缕之功值得后人尊敬与纪念。２． ２为何不能进一步并健康地发展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政治、 经济、 文化环境的负面影响严重制约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蒋介石统治集团在政治上、 文化上实行专制独裁，　在军事Ｉ二除参与新军阀混战外， 更连年用兵于反共战争， 军费浩繁， 占整个财政支出一半以上Ｉ” Ｉ。因而实业、 交通、 建设和文教４ 项费用的总和１９ ３３年为２ ６６０ 万元， 仅占财政支出的总额的３ ５％。

　１９ ３６年为１６１６０ 万元， 也不过占支出总额的８ ． ５％ｕ３１。

　文教费用在其中的比重即使占１／４ ， 也数量甚微， 用于图书馆的更是微乎其微。

　１９ ３２年， 广东省政府为节省经费， 竟下令停办省立图书馆。

　这个事例突出反映了当时图书馆界所遭遇的困难与挫折。垒困图朽馆数量虽然增幅很大， 但整体水平不高。

　文献显示…Ｉ， 图书馆总数１９ ３０ 年为１ ４２８所，１９ ３６ 年达５１９ ６ 所。

　期间的１９ ３５年为２９ ３５所则有类别统ｊｆ ， 如普通图书馆为９ ０ ３所， 民众图书馆为５７ ５所， 社教机关附设者为５９ ８ 所， 而三者之中不合格者最多。

　以至当时有的学者曾痛心疾首地指出：

　“逢天灾人祸， 内忧外患， 使馆务难以推行者比比皆是” ¨ ５】

　。

　加以交通梗阻， 致使中华图协成立后１０ 年内仅开年会３次， 其派往海外出席国际图书馆联合大会的中国代表的费用～部分竟要代表自己掏腰包。

　这些怪现象不能不令有的学者感Ｒ 正Ｓ Ｅ Ａ Ｐ ， ． Ｃ Ｈ Ｅ Ｓ ＩＮＬ ｍ Ｐ ． Ａ Ｐ ，． ＹＳ Ｃ Ｉ Ｅ Ｎ Ｃ Ｅ２ ５叹：

　ｍ 畦向者政府对图书馆事业， 既无远大整个政策，又复缺少扶植职能， 苟遇图书馆事， 则求敷衍门面而已……今政府机关则视图书馆为一机关之装饰品，岂不渗哉？㈣１足见国民政府轻视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经费拮据是图书馆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１９ ３７ 年７ 月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前一阶段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成果倍受...

篇六：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6期北平图书馆旧藏正德《崇明县重修志》成书年代小考张传勇提要：北平图书馆旧藏正德《崇明县重修志》，旧有正德八年刻本、正德九年刻本诸说，都是不正确的。该书当修于正德十六年( 1521年) ，其后不久即付梓刻印。关键词：正德《崇明县重修志》成书年代考证北平图书馆( 即国家图书馆前身) 旧藏正德《崇明县重修志》十卷，一册。曾为吴岫尘外轩、毛晋汲古阁、陈揆稽瑞楼、张子和小琅嫒福地、吴城瓶花斋、瞿氏铁琴铜剑楼等收藏，为绝世孤本。20世纪30年代，为躲避战火，北平图书馆拣选馆藏精善之本转往上海，其中大部分于1941年底秘密运往美国暂存，1965年为台湾当局收回，交台湾“ 中央图书馆” 收藏①。正德《崇明县重修志》正在这批精本之列。《“ 国立中央图书馆” 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有著录②。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在正德《崇明县重修志》下亦注明，原藏北平图书馆，现在台湾。同时注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藏有该志胶卷。此外，台北“ 中研院” 史语所等处所藏胶卷与崇明县方志办所藏复制本，祖本皆为北平图书馆旧藏本③。该志卷端题纂修人名氏：知县陈文总修，儒学训导金飒、金廷壁监修，监生黄章，生员盛臣、陈瓒、张淮、包奇英、梅伯口纂修。查该志卷五《官额》记时任知县：“ 陈文，字简之，湖广麻城人，由举人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 记时任训导：q金巩，字廷佩，山东历城人。金廷壁，字献卿，定海人。”由上可知，该志修于正德末年。然该志卷首仅有正统九年( 1444年) 张庆、陈梗、季篪三序。后世遂有以为该志修于正统九年者。民国22年( 1933年) ，谭其骧《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著录《崇明县重修志》：“ 十卷，明陈文修，黄章纂，正统九年刻本，一册。” 朱士嘉初编《中国地方志综录》依据谭著，亦称陈文修《崇明县志》成于正统九年。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所编方志目录，诸如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方志提要》以及金恩辉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均称北平图书馆旧藏本为“ 正德九年( 1514年) 初刻本” ④。显然是认为“ 正统” 乃“ 正德” 之误，遂改“ 正统九年” 为“ 正德九年”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编《上海方志资料考录》曾对“ 正统九年” 说有所辨析，称“ 此志纂修年月，据①赵可：《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秘密运美事件》，《文史杂志》2004年第3期。②“ 国立中央图书馆” 编：《“ 国立中央图书馆” 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第6l 页，“ 国立中央图书馆”1969年印行。③王德毅：《“ 中华民国” 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第9页，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5年编印。戴国林编著的《江苏地区期刊与方志综录》称崇明县地方志办公室藏有正德《崇明县重修志》( 下册第73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经核实，崇明县方志办所藏为胶卷打印本，非原刊本。④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第17页，上海图书馆1979年编印；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方志提要》，第3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金恩辉：《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上册9—34页，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万方数据

　北平图书馆旧藏正德《崇明县重修志》成书年代小考49志原记为正德九年( 1514年) ” ①。查历代崇明县志，有志源者为光绪志和民国志，两志并谓《崇明县重修志》为“ 正德十五年庚辰知县陈文修” ，无所谓“ 正德九年” 者。1949年后，大陆学界又有“ 正德八年刻本” 一说。朱士嘉在1958年增订本《中国地方志综录》中，意识到《崇明县重修志》非正统中修，著录为正德刻本，但在由他主持编修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又称其为正德八年( 1513年) 刻本②。戴国林编著《江苏地区期刊与方志综录》亦如是说。殊不可解。然则《崇明县重修志》修于何时?陈文于正德十五年( 1520年) 十二月十二日上任，即使他在上任伊始即着手修志，也不可能在短短十余日内修竣。观该志记事止于正德十五年，即如卷七《人才》：“ 顾庆，字惟善，正德十五年贡。” 卷十《灾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天鼓鸣，有火光自西南流人海，光焰夺目，至冬桃李皆华，二麦皆颖。” 值得注意的是，卷七《人才· 进士》记施一德云：“ 字子修，正德十口年。” “ 十” 字后空一格。查万历《崇明县志》卷六《选举志》，施一德为正德十六年( 1521年) 进士，则所缺当为“ 六” 字。按，施一德为正德十一年( 1516年) 举人，正德十五年会试得隽，应于当年三月殿试，但因武宗南巡未果。次年三月十四日，正德皇帝病故，至五月十五日始举殿试。由此可知，陈文等重修县志时，施一德已会试得中，由于“ 殿试不黜落” ，参加殿试者都为进士。所以，修志者很有把握地将施一德作为迸士写入志书。但由于殿试迟迟未能举行，所以年代空缺。可以推测，在停止修志之时，殿试尚未举行。由此可以认为，《崇明县重修志》当修于正德十六年五月前。至于刊刻年代，更难以确知。是以陈揆《稽瑞楼书目》仅称“ 正德中修” ，未注明刊刻年代；赵万里《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以及台湾地区“ 中央图书馆” 所编书目，均著录《崇明县重修志》为“ 明正德间刊本” 或“ 明正德刻本” ③，而不题具体年份。黄虞稷千顷堂所藏正德《崇明县重修志》，虽不能确定与北平图书馆旧藏本为同一版本，但《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上》仅著录“ 陈文《崇明县志》十卷” ，亦未注明版本。不过，北平图书馆旧藏正德《崇明县重修志》卷首序言页钤有嘉靖年间吴县藏书家吴岫藏书印，可以证明，该志在成书后不久即付梓刻印。而且，刊本中施一德殿试时间最终空缺，似乎暗示，刊刻时间是在正德十六年五月殿试之前。( 联系地址：天津市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邮编：300071)本文责编：詹利萍①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编：《上海方志资料考录》，第5l 页，上海书店1987年版。②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 增订本) ，第122页，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第2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③陈揆：《稽瑞楼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8页；赵万里：《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第44页，1933年刊印；台北“ 中央图书馆” 特藏组编：《。国立中央图书馆” 善本书目》( 增订二版) ，第267页，‘ ‘ 中央图书馆” 1986年版；王德毅：《“ 中华民国” 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第9页；“ 中央图书馆” 编：《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 增订本) ，第7页，“ 中央图书馆” 1981年印行。万方数据

篇七：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２国家图书馆学刊２ ０ ０ ４ 年第４ 期（ 总第５０ 期）国家图书馆外文图书采访工作的回顾与展望顾彝摘要回顾国家图书馆外文图书采访工作的历史， 讨论有关机构设置、 选书模式、 进口渠道等问题， 并在自动化建设、 科研工作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想法。

　参考文献ｌｏ 。关键词外文图书采访展望回顾国家图书馆是中国国家总书库， 是国内典藏外文图书最多的图书馆。

　“拥有并更新一个大型的有代表性的外国文献馆藏” 是我馆的基本职责之一。

　国家馆外文图书拥有的读者量大， 是国内读者科研工作的主要外文信息来源。

　外文图书采访工作的质量， 直接关系到我馆的馆藏质量和读者服务质量。１外文图书采访工作的回顾１９ ２ ９ 年原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前， 当时北海图书馆的外文馆藏已十分丰富， 共藏有西文图书２ １０ ５０ 册、 日文书７ ４ ６册、 交换的官书（ 即政府出版物小册子）５３０ ８ ２册， 这是今天国家图书馆外文藏书的奠基石。１９ ２９ 年， 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重新达成协议， 京师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 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

　合并后， 图书馆的人力、 物力、 实力大增。

　１９ ３ｌ—１９ ３７ 年间这个阶段， 是我馆外文藏书建设的黄金时期， 外文文献的采访工作在这个时期逐渐完善。建国初期， 我国处于国民经济恢复建设时期， 急需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对外文信息资源的采访比较重视。

　但由于冷战的影响，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 贸易禁运。外文图书进口受到严重制约， 主要是通过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交换来进行。

　因此， 交换就成为这个时期外文采访的主要渠道。

　这个时期俄文书刊的数量激增， 科技类图书数量较多。参考咨询服务水平， 发挥国图的龙头地位， 是实现我们“服务立馆” 的重中之重。参考文献１Ｒ ｅ ｆ ｅ ｒ ｅ ｎ ｃ ｅ Ｗ ｏ ｒ ｋｓｅｃｔｉｏ ｎＳ ｔｒａ ｔｅ西ｃＰ ｌａ ｎ ２ ０ ０ ４ —２０ ０ ５． ｈ ｎ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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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８ ８张晓林． 数字图书馆机制的范式演变及其挑战．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 ０ ｌ（ ６ ）ｈ ｔｔ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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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ｗ ｗ ｗ ． ｎ ｉｓｏ ． ｏ ｒｇ ，吴建中， 战略思考——图书馆发展十大热门话题．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２０ ０ ２ｎ ｅ Ｎ ｅ ｗＥ ｎ ｃ ｙ ｃ ｌｏ ｐ ｅ ａ ｄ ｉａＢ ｒｉｔａ ｎ ｎ ｉｃａ ． Ｖ ０１． ２２（ Ｍ ａ ｃｒｏ —ｐ ｅ ａ ｄ ｉａ ｋ ｎ ｏ ｗ ｌｅ ｄ ｇ ｅｉｎ Ｄ ｅｐ ｔｈ ）Ｐ ９ ６】

　； Ｅ ｎ ｃｙ ｃｌｏ ｐ ｅａ ｄ ｉａＢ ｒｉｔａ Ｉｌｎ ｉｃａ ， Ｉｎ ｃ， ２０ ０ ２（ 上述网站访问时间均为２ ０ ０ ４ 年６ 月 ６ 日）（ 卢海燕研究馆员国家图书馆参考辅导部副主任）５６７８９ｍ ￡！Ｂ万方数据万方数据

　顾舞：

　国家图书馆外文图书采访工作的回顾与展望３ ３“文革” 时期， 受极“左” 思潮的影响， 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受到破坏， 把外文书刊斥为“洋奴哲学” 、 “崇洋媚外” ， 许多图书馆的外文书刊都停止了采购， 破坏了许多刊物的连续性，造成藏书体系的残缺不全， 在外文图书采选上造成很大混乱。

　特别是西文社科图书严重短缺， 造成目前我馆该年代图书的缺藏。“文革” 结束以后， 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步伐， 外文图书采访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规。

　主要体现在选书机构的专业化和经费的持续增长这两个方面。

　从上个世纪９ ０ 年代末开始， 西文采访工作人员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 补充了大量的“中国学” 图书和学术名著，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革的损失。

　到２ｌ世纪， 西文图书年采访量超过了３． ５万种， 日、 俄文图书年采访量约１． ８ 万种， 成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２ 购书机构的设置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 主持馆务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分设了购书委员会， 主要职责是：

　决定购书方针和计划； 审核图书馆拟定的每年分组分类购书费概算； 介绍审核图书等。委员属名誉职， 但凡关于采访的重要事务均提交委员会讨论做出决定。

　委员会分设西文、 中文两组， 小组设书记， 由馆中、 西文采访负责人兼任。基于调查情况， 购书委员会决定以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 中国学和参考工具书为采访重点， 逐步形成本馆的藏书特点。

　今天， 这些方面仍然是我馆的馆藏特色和采访重点。为了用好有限的资金， １９ ４ ３年重组购书委员会， 聘请在美的中国学者担任委员， 委托他们在美购置数学、 物理、 生物、 工程、 东方学以及政治、 经济图书。由于新式图书馆及其外文藏书一开始就和救国救民联系在一起， 所以得到很多学界泰斗、 文化名人的重视。

　很多知名人士参与了近代图书馆事业， 梁启超、 马叙伦、 陈垣、 蔡元培等曾出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在当时北图的购书委员会成员中， 有陈垣、 付斯年、陈寅恪、 胡先骗、 叶企孙等人， 西文组主席为张子高， 书记为顾子刚。

　由此可见， 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文化名人、 一流的学者。为了加强外文书刊的采访工作， 我馆于１９ ８ １年仿照３０ 年代的做法设置了北京图书馆书刊资料采选委员会， 聘请馆外若干专家和馆内负责采访工作的有关干部作为委员，其中的常设选书班子的人选在学科知识和外语水平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 一半以上都由资深的高级馆员担任。在这一时期， 我馆为了协调采访和编目、中文和外文之间的关系， 曾经多次调整机构设置， 有关外文采购的科组曾经归属过采访部、 外文图书采编部、 图书采编部等部门， 但是其业务性质一直没有变化。２０ ０ ４ 年５月 ， 我馆成立了文献建设指导委员会， 由馆长亲自挂帅， 委员由馆内外专家组成， 负责对我馆文献建设方针、 政策、 经费使用以及文献数字化建设等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和审议。

　从人员构成来看， 该委员会是我馆数十年来同类机构中规格最高的。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新一届馆领导对书刊资料采访工作的重视和对今后工作的期望程度。３ 进口渠道的变化１９ ３１年８ 月 大同书店成立， 国立北平图书馆无须通过中介机构就可以由大同书店直接从国外购书。

　在这个时期， 我馆还开始尝试直接从国外书商订购图书。

　在英国布莱克维尔图书公司（ Ｂ ｌａ ｃｋ ｗ ｅｌｌ’ ｓＢ ｏ ｏ ｋＳ ｅｎ ｒｉｃｅｓ）的档案资料中， 还有当年顾子刚先生给该公司的书信。新中国成立以后， 国外出版物的进口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独家经营， 从而官商作风滋生， 采访工作人员没有更好的选择。１９ ８ １年以后， 这一局面被打破， 数家机构同时进口图书， 形成竞争机制。

　我馆也重新开始从英国布莱克维尔图书公司订购图书， 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内书商的不足。

　１９ ９ ９年， 我们开始通过美国的东方了望书店（ Ｅ ａ ｓｔ—Ｖ ｉｅｗ ）订购俄文图书， 及时解决了俄罗斯政局万方数据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万方数据

　顾舞：

　国家图书馆外文图书采访工作的回顾与展望３ ５采访的科研重点不是纯理论研究， 而是围绕业务工作所展开的。过去， 外文采访的有关科研工作没有全面展开。

　西文图书采访工作一直是我馆的强项， 但是缺乏系统的总结， 主要通过师带徒的方法， 进行口传身授， 不成体系， 也不便于大范围的交流。

　在我馆的人才发展“１２３工程”中， 著名外文采访专家邵文杰老师带领青年员工撰写了《外文图书采选工作》 ， 成为国内该领域的第一部著作。

　２０ ０ ４ 年， 采编部和其他部门的员工一起合作， 编写了更大规模、 更实用的《外文文献采访工作手册》 ， 不仅将实践上升到理论， 也告诉读者一些很具体的工作方法。

　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 国家图书馆图书采选工作的业务培训工作走上了正规，也不再会由于人员的交替而出现知识断层。近十年以来， 有关外文图书采访的科研工作卓有成效， 选书人员撰写了有关外文图书采访和图书出版业的文章数十篇，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公开发表。

　通过科研工作， 我们锻炼了队伍， 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 提高了业务水平。６ 外文采访工作的自 动化从２０ 世纪８ ０ 年代开始我们尝试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Ｍ Ａ Ｒ ｃ磁带的数据补充有关学术著作开始， 外文图书采访工作走过了Ｍ Ａ Ｒ Ｃ 磁带数据打印后选书、 ＩＳ Ｂ Ｎ 数据库查重、 《在版书目》 光盘检索、 网络检索书目信息、 Ａ ｌｅｐ ｈ ５００集成系统等几个阶段。通过有限条件下对计算机的充分利用，我们完成了过去所无法完成的大批量缺藏图书的补充工作， 提高了工作效率， 减少了工作差错。

　全馆启用自动化集成系统以后， 采访和编目的公务目录合为一体， 采访目录的著录进一步规范化， 采访查重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提高， 采访工作水平从整体上大大提高。７ 未来的展望近年来， 我馆外文图书采访工作的成绩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自动化、 补充缺藏的名著、 清理积压、 科研工作。

　而这几个方面又相互关联， 互相依赖。

　我们的外文图书采访工作无论从数量、 质量， 还是从自动化程度来说， 都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平。但是，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存在的问题。首先， 由于过去自动化程度和人才队伍的局限， 我们的书目数据质量存在一定的问题， 从而也影响了采访工作人员的正确查重。我们应该加强对采访馆员的编目知识培训工作， 使得他们能充分利用新系统的各种功能。第二， 卡片目录时代， 检索点不可能很多， 编目员就尽量简化。

　由于卡片目录的局限， 为了保证检索的全面性， 编目员要做许多参见卡片（ 如标目的形式、 单词的不同拼写方法等）， 完全按照人为的因素确定。

　自动化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应该改变旧的工作模式， 更新观念， 尽可能地细化书目数据的著录， 减少复本率。第三， 要进一步培养现有的人员， 延揽外来人才， 进一步提高业务工作质量和科研工作水平， 使得我馆的外文图书采访工作人员队伍成为全国一流。第四， 近两年来， 我们利用新技术所创造的高效率， 清理了一定数量的积压。

　但是， 解放初接受的１０ 万册英文旧书和文革期间的简编图书还有待于处理。

　我们应当在今后的几年内， 花精力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使得我们的馆藏得到充分的利用。第五， 由于各种原因， 集成系统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突出表现在选书还是半手工方式， 采访与书商之间的接口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 经费预算等功能尚未真正启用， 订单催询等工作也不能展开。

　我们应进一步促进自动化功能的优化， 积极探索网络环境下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与书商和软件开发商联系， 早日实现采访工作的全面自动化。我们相信通过努力， 国家图书馆的外文馆藏将变得更为丰富， 我们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都将进一步提高， 我们将建成全国一流的外文图书采访队伍， 我们的外文馆藏也万方数据万方数据

　３６国家图书馆学刊２ ０ ０ ４ 年第４ 期（ 总第５０ 期）隆重推出《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 第二版， 电子版）《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是我国２０ 世纪８ ０ 年代末９ ０ 年代初对情报检索语言进行应用研究的产物， 是我国文献信息资源组织整序的主要工具。

　当时研制的主要目的是为实现分类主题一体化标引， 降低主题标引难度， 经过几年的标引实践证明：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它的设计功能， 它在文献标引和检索等备领域都起到了权威性工具的作用。

　但是随着先进的网络技术、 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 联机缡目和检索、 远程网络编目及检索的快速发展， 对《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的应用技术、应用方法， 应用范围以反所反映的学科知识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２０ ０ ０ 年４ 月 《中图法》 编委会在桂林召开全体委员会议， 决定开始修订《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 并在此会议上确立了《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修订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经过四年全体同仁的努力，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即将于２０ ０ ４ 年ｌＯ 月 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新版《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包括印刷版和适应计算机检索环境下的电子版。

　它们是以第一版编制规则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机读规范数据库” 、 “《中图法》第四版机读数据库” 为基础， 以增补主题词、 入口词厦参照关系、 类目对应关系的修订作为本次修订的重点。

　增补新学科、 新事物、 新概念的主题词为２ｌ，７ ｌｌ条， 删除无使用频率的旧词包括修改为入口词的有１２， １１５条， 增补自然语言形式的入口词共２１， ０ ０ ０条， 对《中图法》 第四版类曰修订１０ ０ 条左右， 对旧版的分类号、 类名、 注释、 对应的主题词及其参照关系进行全面系统修订， 调整和完善了对应表的体系结构。

　同时推出用于计算机编目和检索环境的《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电子版， 通过电子版多种测览方式和快速准确检索法、 全文字面检索法以及缩小或扩大的概念检索法等可实现各种条件的分类主题一体化检索， 各种需求的一体化显示功能， 通过超文本技术实现类旧间、 主题词间、 类目与主题词间自动链接，具有友好的用户界面和帮助系统， 具有与标准编目系统和检索系统的接口， 大大降低了印刷版查找的复杂程度和缩检、 扩检的难度， 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分类主题一体化标引和检索， 提高了信息资源的编日效率。

　同时为图书馆公共检索系统提供了知识检索和文献信息检索平台。《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新版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可适用于任何图书馆、 档案馆、 情报所、 书店、 电子网站等各种类型、 各种载体形式的文献、 信息资源的分类主题标引， 即适用于传统文献和电子信息资源的有序组织和检索。

　它不仅适用于综合性文献标引和检索的需要， 而且也照顾到专业信息资源标引和检索的需要。

　同时《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的机读数据为实现机助标引和智能自动标引奠定了基础。《中图法》 编委会办公室２ ０ ０ ４ 年７ 月 ２ 日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流的馆藏。讯， １９ ８ ８ （ ３）参考文献７邵文杰． 九十年来外文文献的采访． 北京图书１我馆建立采访部和编目部． 北图通讯， １９ ７ ８ （ １）馆馆刊， １９ ９ ９ （ ３）２李德宁． 浅谈北京图书馆西文书的采访工作．８李伟等． 外文图书采选工作． 华艺出版社，北图通讯， １９ ８ ０ （ １）２００１．３蔡锡明． 我馆西文图书采访工作中的几个问９顾畚． 国家图书馆外文图书采编工作自动化的题． 北图通讯， １９ ８ ｌ（ ３）历史和展望． 国家图书馆学刊， ２０ ０ ２（ ２）４李镇铭． 谈谈北京图书馆外文书刊的采...

篇八：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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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文章叙述了民国时期国立图书馆的筹备和建设过程， 对其所起到的社会作用作了应有的肯定， 并分析了不甚成功的原因。关键词民国时期国立图书馆从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随着一大批私立、 公立图书馆以及洋务图书馆在中国的出现， 使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事业开始建立并很挟发展起来。

　特别是从“辛亥革命” 胜利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 中国图书馆事业有了较大发展， 不仅数量上增长很快，而且图书馆的种类也越来越齐全。

　特别是国立图书馆的产生和建设， 成了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一个特殊的现象。由于各种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近５０ 年的学术研究中。

　很少有人对民国时期的“国立图书馆” 问题做全面系统的研究。

　在现有的图书馆事业史著作里， 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 里， 对“国立图书馆” 问题也鲜有足够的揭示和反映。我认为， 国立图书馆在旧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 国立图书馆在领导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图书馆类型， 国立图书馆的社会地位、 社会职能及其社会作用等问题。

　都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研究。

　近些年来， 笔者搜集了国立图书馆的一些历史资料， 研究后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整理出来以征求国内图书馆学专家的指教。５８ｌ国立圈书馆的创建与结局民国时期的国立图书馆， 最早建立的是国立北平图书馆， 继而开始筹备的是国立中央图书馆。

　抗战结束前后， 又曾先后筹集了国立西北图书馆（ 后改名为国立兰州图书馆）、 国立罗斯福图书馆， 以及国立西安图书馆。

　由于国民党政府重视的程度不同， 加之时局的影响， 这五个国立图书馆的筹集过程不太相同， 所发挥的社会作用也不尽一致。

　其中， 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立中央图书馆作为国家级图书馆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 国立西北图书馆经历ｒ“筹建一开馆一撤消—恢复” 曲折、 特殊的过程； 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与国立西安图书饴筹建较晚， 而且最终没能正式开馆。

　要对国立图书馆现象进行研究， 首先应当对各国立图书馆的筹备、建设过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和认识。１． １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乎图书馆是我国建立最早的一所国立图书馆， 其前岿是晚清开始筹建的京师图书馆。

　１９ ０ ９ 年４ 月 清政府学部奏请筹建的京师图书馆， １９ １２年８ 月 ２７ 日在北京什刹海附近的广化寺馆址正式开馆接待读者，１９ １７ 年１月 馆址迁往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２０ ０ ０ 年第４ 期（ 总第１１６ 期）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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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以后， 中国的各种类型图书馆不断出现， 使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其中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 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在整个中国图书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国立图书馆的建设，使得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规模和体系更加完善。

　尽管每个国立图书馆建设（ 筹建）的时间有早有晚， 但它们都在全国或一个地区起到图书馆事业领导者的作用。

　而且， 在这５个图书馆中间， 既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 又有地区图书馆性质的西北／兰州图书馆、 罗斯福图书馆和西安图书馆。

　层次结构比较合理。

　如果当时的这几个国立图书馆都熊真正建成并且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的话， 国立图书馆的整体效益一定相当可观。２． ２保存了祖国众多的文化典籍无论是北平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这两个国家级的国立图书馆， 还是西北／兰州图书馆、 罗斯福图书馆和西安图书馆， 都把搜集和保存祖国的文化典籍作为了自己办馆的首要任务， 各自的馆藏量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都有比较大的增长。

　据笔者手头资料显示， 国立北平图书馆１９ ４ ９ 年馆藏量达到ｌ加万册∞Ｊ， 国立中央图书馆１９ ４ ７ 年时的藏书量达到近９ ５万册‘“Ｊ， 国立西北／兰州图书馆１９ ４ ７ 年底时馆藏达到１ｌ万册““， 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到１９ ４ ８ 年时的馆藏达到２ ３万册ｍ …， 而国立西安图书馆临解散时的馆藏量也将近ｌＯ 万册∞１。

　如此丰富的馆藏不乏善本珍籍， 尤其是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的藏书之中。

　考虑到这些国立图书馆的馆藏基本上都是在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其保存国家文化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国立图书馆所以能够建立起如此丰富的馆藏，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２． ２． １国立图书馆大都把搜集与保存祖国四川图书馆学报　　万方数据文化遗产作为自己的办馆宗旨。１９ ０ ９ 年， 清朝政府学部在《学部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摺》 中宣称：

　“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

　京师尤系天下观听， 规模必求豢远， 搜罗必极精详， 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世” 【“Ｊ。

　这说明国立北平图书馆从其前身京师图书馆办馆伊始就致力于搜集和保存祖国的珍贵文化典籍。

　从前述蒋复璁的言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国立中央图书馆同样将大力搜集书刊典籍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之一。

　荆国均先生１９ ４ ７ 年发表论文《国立兰州图书馆与西北文化》 ， 宣称“国立兰州图书馆的目的， 要做到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 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 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

　” 刘先生倡导“保存文献， 提高文化， 促进学术， 以增进人民之知识而协助政策之推行” 的办馆方针， 指定国立兰州图书馆应当具有“蔸集西北文献，搜罗西北文物， 编篡西北问趣参考书目” 等三项特有任务ｏ ｏ Ｊ。

　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在《教育通讯》 杂志复刊二卷四期（ １９ ４ ６年１０ 月 出版）上发表文章， 筐称该馆将着力搜集和保存有关罗斯福总统、 中美关系及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和平方面的书籍， 同时还写道：

　“至其他图籍。

　各有专典， 而皆人类之智识宝库， 文明产业， 广搜精藏以宏其用， 惠士林于无尽来兹” 。

　国立西安图书馆除了同样致力广泛搜集各类书刊杂志外。

　还曾设想“将有关西北文化之方志碑帖图集文物等广为征集搜购， 辟为特藏” ［ 桎１０】

　。２． ２． ２凭着对图书馆事业和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国立图书馆人努力工作， 在非常时期想方设法搜集和保存了大量的优秀书刊。整个民国时期基本上处在一个接一个的战争状态， 图书馆事业的处境非常艰难。

　与其他类型的图书馆相比， 图书馆的条件稍微６】

　好一些， 而在战乱时期， 特别是在八年的抗日战争时期要想办好图书馆还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 国立图书馆中的大部分馆员渴望和平， 对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抱着很大的希望。

　民族要自强， 国家要发展， 离不开教育和科学文化， 同样也离不开图书馆。

　凭着对民族振兴的期望和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国立图书馆的馆员们克服困难， 硬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千方百计地搜集和保存了大量的书刊典籍， 为服务抗战、 服务教育、 服务社会提供了基本的文献资源保证。“九—一八” 事变爆发以后，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为防不测， 国立北平图书馆早在１９ ３４年就将甲、 乙善本库一大批极为珍贵的图书及文物秘密南下转移， 迁到上海公共租界及英法租界内存放。

　１９ ４ １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即， 为了这批珍籍善本免遭厄运， 国立北平图书馆曾组织人员多次冒险潜回上海，通过各种途径将其中特别珍贵的３０ ０ ０ 种３０ ０ ０ ０ 余册古籍共１０ ２箱装船秘密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放。

　当最后一批书籍运抵美国后不久就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抗战胜利后，这批劫后余生的珍籍善本回到了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另外， 在战争时期的南迁转移过程中， 国立北平图书馆一直注意广泛搜集散失在民问的古籍善本和地方文献。

　他们还曾经与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联合征集到一批中日战争史料， 还搜集到４ ０ ０ ０ 多种川康云贵及两广等地的方志、 地方文献， 其中包括有许多珍贵的云南丽江地区少数民族文献“…。上海、 江浙及广东等文化发达地区相继失陷之后， 许多著名私家藏书散失民间街市。

　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国立中央图书馆都曾组织人员， 在香港、 上海、 江浙等地冒着危险秘密访购民间藏书。

　国立北平图书馆抢购到一批宋元明时期的罕见刻本， 而国立中央６ ２　　万方数据图书馆则在两年多的时闻内先后购到一批非常著名的私人家藏， 如江苏吴兴张氏适园藏书， 刘氏嘉业堂藏书等， 其中不乏历朝珍贵古籍。２． ２． ３“国立” 的特殊地位， 使得这磐图书馆有条件获得比较丰富的馆藏。国立北平图书馆从清末开始筹备京师图书馆时起就～直得到了晚清政府及后来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国立中央图书馆同样从开始筹备的时候起就一直享用着国民党政府的种种优待条件。

　所以，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 还是在战争期间， 比起在战争中苦苦挣扎的其他公共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及机关图书馆， 国立北平与中央图书馆各方面的条件要好得多。

　它们可以在政府专门法令的保护下， 使用比较充裕的经费来保证自己的馆藏建设。

　战争前国立北平图书馆每年基本上可以得到政府５万元的购书经费， 而在１９ ４ ２年该馆呈教育部１９ ４ ３年预算ｌｏ 万元的报告上， 教育部批复还可“增到三成” 。

　而且， 该馆时常还可以得到一些机构的美元资助ｏ “１。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第十卷第一期（ １９ ３４ 年）透露， 筹建中的国立中央图书馆除了可以从中央庚款管理董事会得到较大数耳的建筑费外， 该馆当时被政府确定的年度经常费为４ ８ ０ ０ ０ 元。

　其它几个国立图书馆在筹建之初也都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较大的财政资助。除此以外， 国立图书馆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渠道获得藏书。

　①接受呈缴本。

　按照当时教育部所制订的图书呈缴规定。

　国立中央图书馆成立之前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代为接收池川， 而中央图书馆成立之后主要由中央图书馆接收。

　１９ ３５年国立中央图书馆每月都可以接收到５２５册以上啦…。

　②获得政府主管部门下拨图书。

　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抗战胜利后复员南京时， 就奉令将约ｌｏ 万册图２０ ０ ０ 年第４ 期（ 总第１１６ 期）

　书调拨给国立罗斯福图书馆。

　ｌ舛７ 年初，者。

　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得以筹建的一个主要国立兰州、 罗斯福及西安图书馆分别接收到原因， 就是要纪念美国总统， 讨好美帝国主“教育部文物清理委员会” 下拨的数万册战义。

　１９ ４ ８ 年， 蒋介石、 李宗仁分别通过后南京、 上海的无主图书。

　③接收国际赠“选举” 就任民国政府总统与副总统， 国立书。

　１９ ４ ７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赠送西安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立即发出十分肉麻鲢中国４ ５部《大英百科全书》 ， 教育部将其配“贺电” 以表忠心…“ｊ。发给国内各国立大学和国立文教机关， 几所国立图书馆在为抗战服务方面做＿ 『许多国立图书馆都分配到一部“…。有益的工作。

　由于筹建时间上的原因， 这方２． ３开展了比较丰富的社会服务活动面的工作主要是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立中央在民国时期， ５所国立图书馆得以筹图书馆所进行的。

　国立北平图书馆南迁人员办、 建设的原因比较复杂， 既有广大爱国知在昆明期间， 积极搜集中日战争史料， 揭露识分子强烈要求建立图书馆以保存中华民族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罪恶目优秀文化典籍的因素， 也有国民党政府借的， 激发广大读者的爱国主义与抗战热情。“提高文化、 发展教育” 的旗号来欺骗民众，国立中央图书馆１９ ４ ２年还专门在重庆分馆最终还是为维护其反动独裁统治的原因。

　对开设了“抗战文库” ， 方便当地民众阅览。此， 我们必须加以全面、 客观的分析， 不可在国立图书馆的影响下， 当时不少省立图书一概而论。馆与高校图书馆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宣传抗作为国民党政府开展“社会教育” 的产日。

　如陕西省立图书馆就专门开辟丁抗日鼯物， 国立图书馆必然要成为蒋家王朝进行反书研究室， 福建省立图书馆举办过“国防图动独裁统治的工具， 这是我们在对民国时期书展览会” ， 河南省立图书馆曾专门组建了国立图书馆现象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到的问专供阅览抗日建国图书的“龟山阅览室” 。题。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 ５所国立图开展图书教育， 为提高民众文化水平服书馆的大部分馆员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精神务， 是国立图书馆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在和朴素的科学文化救国愿望。

　他们热爱祖国这方面， 除了国立北平、 中央两所图书馆首优秀的传统文化， 热爱图书馆事业， 即使是当其冲做了大量的工作外， 其他３所后来筹在抗日战争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他们也还是建的国立图书馆也都能克服筹建中的困难积想方设法开展了多方面的社会服务。极开展社会教育服务。

　国立北平图书馆无论作为政府开办的国立图书馆， 它们首先先是在长沙， 还是后在昆明， 都积极支持西要为政治服务， 不可避免地做了一些为维护南联大学生的读书活动。

　他们或者直接与西蒋家王朝反动独裁统治的事情。

　国民党政府南联大联合办馆， 用自己转移出来的优秀图为了顽固地推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路线， 在书让读书欲望十分强烈的学生感到了满足。文化事业上执行了长期的图书审查制度， 曾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条件还不十分完善的情况经多次颁布查禁进步图书的命令。

　不仅查禁下， 先期在江津白沙镇开放民众阅览室， 以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推进当地的文化水准。

　国立罗斯福...

篇九：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本明實錄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本晒藍之明實錄， 開始於抗戰前， 中經戰亂停頓， 遷南港後始再繼續， 到現在總算校完， 開始影印紅格本實錄及排印校勘記了。

　這一工作費了許多人的心血， 因此在序文中， 我不能不將這一工作的經過及其意義， 作一簡單的敍述。

　史語所校勘明實錄， 與整理內閣大庫舊藏明清檔案有關。

　在民國十九年， 史語所整理內閣大庫檔案， 發現其中有明內閣進呈熹宗實錄散頁。

　熹宗實錄今存紅格本缺十三卷， 既發現這些散頁， 所長傅孟真先生就想從散頁中找尋缺卷， 並改正紅格本的脫漏及誤字。

　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係原始資料， 可糾正官書的諱飾， 使人對明清史有一新的了解； 而實錄係根據檔冊修成， 明代檔冊多已散佚， 則明實錄也可說是原始資料。

　歷代修正史， 多取材於實錄， 明實錄是紀錄明代朝章國政最重要的典籍， 因此傅先生就決定，一方面整理內閣大庫檔案， 編印明清史料， 同時又籌劃校勘明實錄了。

　熹宗實錄散葉計千餘葉， 其裝裱工作至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始完竣。

　在民國二十年的下半年， 傅先生向國立北平圖書館洽借所藏明實錄紅格鈔本予以晒藍。

　紅格本雖殘缺， 仍有二萬幾千葉， 計費時年余始晒畢。

　在民國二十二年六月， 承兵工署以廣方言館舊藏明實錄鈔本贈予本所。

　廣本明實錄僅闕熹宗一朝。

　在那個時候， 政府機構所藏的明實錄像這樣大部頭的即少見。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 助理員李晉華先生到職， 從事校勘明實錄。

　李君於卒業國立中山大學歷史係後， 即入燕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 著有明代勅撰書考及明史纂修考二書， 由燕京大學出版。

　李先生專攻明史， 係傅先生的高第弟子。

　明十三朝實錄計三千零四十五卷， 正文約二萬八千餘頁， 一千六百余萬字， 決非一個人所能校完， 因此在二十三年七月， 又增聘工作人員， 請那廉君鄧詩熙潘愨三先生任初校， 由李晉華先生任覆校， 並兼總其成。

　李君三助手， 其中鄧君二十五年離職， 潘先生後來調往本所第三組， 以那廉君先生從事校勘工作時間最長。

　由晒藍本現存校籤看來， 在李君主持下， 其時校勘計劃係以晒藍本爲校勘底本， 與廣本對校； 遇廣本或晒藍本有缺卷缺頁， 即以他本校勘。

　如太祖實錄， 晒藍本缺卷十四至二十四， 此十一卷即據廣本鈔配， 而以北平圖書館藏禮王府本校勘； 宣宗實錄晒藍本缺卷一至十二， 此十二卷即以廣本配補， 而以北京大學藏本校勘； 英宗實錄廣本缺景泰元年正月至五月計六卷， 此六卷即以北京大學本校勘； 世宗實錄廣本嘉靖三十七年正月至十二月各卷， 審其紙墨行欵係鈔配， 而鈔配者以嘉靖朝他年事寫於嘉靖三十七年各月下， 冒充配全， 而此十餘卷北平圖書館本亦係據北京大學本鈔配， 故校籤即注明北平圖書館本此處係據北大本鈔補， 以表示無本可校； 神宗實錄廣本缺萬曆四年至八年及十四年至十七年各卷， 晒藍本萬曆四年這一冊卷首即注明此冊據北大本校； 北大本缺神宗實錄卷六十一， 故此處即注明北大本闕此月； 卷六十二有校籤云：

　“詩題以下至月底， 北大本缺” 。

　由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看來， 北京大學所藏明實錄鈔本並不止這幾卷。

　檢視晒藍本所黏校籤， 凡廣本晒藍本俱全處， 未見提到北大本及禮王府本。

　當時爲甚麼不將北大本及禮王府本全部校勘一過？ 我想其理由應該如下：

　禮王府本明太祖實錄， 李晉華於所著明代勅撰書考中， 已指責其鈔寫潦草， 訛脫太多。

　最近我得見此本微捲， 發現此本是一刪節本， 訛字錯簡， 的確不少。

　北京大學本， 由校籤所載看來， 也不是很好的鈔本。

　北平圖書館紅格本明仁宗實錄係民國十九年北平圖書館據北大本鈔配， 而這一仁宗實錄即不見佳。

　北大本明太祖實

　錄， 由北京大學善本書目看來， 也似乎是一刪節本。

　禮王府本及北京大學本皆係畸零殘本， 遠不如晒藍本及廣本之完善。

　爲了供給學人一個較完善的本子， 自然應優先以廣本與晒藍本對勘， 遇二本有缺卷缺頁， 然後以他本補配校勘。

　在民國二十二年春， 史語所由北平遷至上海， 二十三年又由上海遷到南京。

　李晉華先生及其助手爲了校勘明實錄， 仍留居北平。

　他們在北方校勘明實錄， 利用北方所藏的本子仍未能將晒藍本的缺頁配全。

　其時又曾馳書武漢大學， 洽借所藏本。

　武漢大學藏有穆宗實錄殘本， 並非晒藍本及廣本所缺， 既已借到， 不能久假不還， 所以這一個本子是校勘了的。

　 其時所中藏有內閣大庫舊藏朱絲闌精鈔本成祖實錄二卷。

　這一個本子非常好， 是由李光濤先生讀， 李晉華先生校的。

　在北方既無法將晒藍本缺頁配全， 於是就想到往南潯劉承幹嘉業堂， 洽借所藏明實錄， 就晒藍本廣本殘缺部份， 補鈔補校。

　李先生給院方的工作報告， 認爲明實錄校勘工作這樣就大功完成。

　在那個時候， 他似乎還沒打算借嘉業堂本從頭到尾校勘一過。

　既打算借南潯劉氏嘉業堂藏本， 於是在二十五年秋他們就奉命南遷了。

　在二十五年冬十一月， 李晉華那廉君二先生訪書于南潯劉氏嘉業堂， 就所中所闕部份借鈔借校。

　晒藍本缺頁， 據廣本北大本補配的， 至此更續有補配， 而那些缺卷據廣本配補而以北大本禮王府本校勘的， 至此也均據嘉業堂所藏抱經樓本校勘一過。

　憲宗實錄廣本缺卷一至十二； 世宗實錄廣本及北大本缺卷一至九； 武宗實錄卷一五四至一六二， 晒藍本缺， 據廣本配補， 至此亦均據抱本補校一過。

　神宗實錄廣本缺卷， 並據抱本傳鈔。

　神宗實錄這幾卷， 我發現係據傳鈔本校， 因此這幾卷現在又據抱經樓原本校勘一過。

　嘉業堂所藏熹宗實錄， 其實是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說， 嘉業堂藏有熹宗實錄， 這因爲他沒有看見原書。

　這一書及嘉業堂所藏崇禎實錄， 均史語所所無，遂亦傳鈔一部， 另外還鈔了不少的書。

　李那二先生假館于南潯劉氏， 補鈔補校，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對明世宗實錄的校勘。

　明世宗實錄廣本與晒藍本的出入最大， 常整段的多出， 有時同記一樁事， 而造語遣辭也不同。

　他們利用嘉業堂所藏天一閣本及抱本， 就這些出入最大處， 讐校一過。

　密行細字， 據廣本閣本所補， 有些地方多達幾千字。

　審其字體， 均係李那二先生筆跡。

　其中出入既那麼大， 則嘉業堂所藏本是應該從頭到尾校勘一過了。

　假館于南潯劉氏， 工作實多不便， 因此就動念購買。

　在民國二十六年二月那廉君張政烺二先生往南潯洽購， 至是年四月遂以重金購歸。

　李晉華先生以連年工作辛勞， 不幸於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七日病逝。

　在晒藍本武宗實錄卷一百四十四第一頁， 李君貼有校籤云：

　“貼籤有ゝ 號者應去” 。

　由今存校籤看來，李君用紅筆所作“ゝ ” 號， 至神宗實錄萬曆元年十二月卷止。

　在武宗實錄卷一百四十四以前， 晒藍本上所粘廣本校籤， 凡認爲不值得保存的， 他都省去， 而留下撕去的痕跡。李君主持時所編的校勘記稿， 今存太宗及世宗二朝。

　前者係以廣本作底本， 後者係以晒藍本爲底本。

　二者均記廣本與晒藍本異同。

　其太宗實錄校勘記所載廣本與晒藍本異同，多不見於晒藍本校籤， 當爲李君所省略。

　我曾以校勘記與校籤核對一部份， 知其省略得很不錯。

　校籤多得駭人。

　只要嘗試做這一種省略工夫， 就知道李君對明實錄的校讐是的確費了不少心血的。

　在李君主持下， 廣本是校完了的。

　僅其中神宗實錄卷一至八， 廣本書頭誤寫作穆宗實錄， 致遺漏未校。

　又神宗實錄廣本錯亂甚多， 其中有幾卷錯亂最甚處， 現在重校一過。所中所藏明熹宗實錄稿散葉， 其裝裱成冊的， 已由李那二先生校勘一過。

　這些實錄稿散葉， 原本無針孔， 當係蝴蝶裝； 其中縫注明卷頁處最易損壞， 因此還留下百多頁未裝釘

　未校勘， 是我現在校完的。

　李晉華先生于二十六年二月去世， 而那先生亦在是年夏改任本所圖書管理員兼傅先生秘書。

　在二十六年七月， 傅先生遂另請北京大學高材生王崇武吳相湘姚家積三人來所， 從事明實錄嘉業堂舊藏本的校對工作。

　在二十六年七月， 中日戰爭爆發。

　這年秋， 史語所遷往湖南長沙。

　在晒藍本太祖實錄卷一百五十四第一頁， 有吳相湘君校籤云：

　“自此以後， 未用抱本校，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

　吳君大概係這時離職， 而姚君之離職亦當在此前後不久。

　在二十六年七月後， 王吳姚三先生校勘明實錄， 由校籤看來， 大概是先校嘉業堂所藏明紅絲闌鈔本明太祖實錄， 然後才校抱經樓本明實錄。

　史語所於民國二十七年春由長沙遷往雲南昆明， 十月又遷到昆明近郊龍泉鎮。

　在龍泉鎮時， 傅先生擬派人赴香港督印明實錄。

　傅先生在晒藍本上朱筆批：

　“凡有△號， 皆用雙行小字排” ； “凡有：

　號， 均提行頂格排” 。

　在這時的計劃是將各本異文雙行排于正文下。

　因擬排印實錄， 嫌校語冗雜， 不便閱讀， 遂用朱筆改正晒藍本誤字， 而將原粘校籤略去。

　有些地方用朱筆改， 嫌過於果決， 則又注“此條存” 。

　有些異文， 需參考他書始能決其是非的， 則批一“查” 字， 而由王崇武先生查書。

　這些校籤原本粘于正文下方， 僅粘一端， 至是亦由王先生用更小的紙改書， 于正文右側全部黏實。

　這爲的是運晒藍本到香港排印， 校籤不致脫落。

　校籤如有脫落， 那是不容易復原的。

　傅先生的整理工作， 只做到太祖實錄卷三十六止。

　在史語所集刊第三十本上冊有傅先生在雲南昆明龍泉鎮校勘明實錄的照片。

　其時傅先生所作的工作， 由晒藍本看來， 當如上述。

　史語所遷昆明不久， 太平洋戰爭爆發， 越南爲日軍所占。

　史語所遂於二十九年秋由昆明龍泉鎮遷往四川南溪李莊。

　在李莊時， 王崇武先生對太祖實錄校籤曾作進一步的整理。

　在他給院方三十年度至三十二年度的工作報告中曾說：

　“這一校訂工作， 頗費時日。

　每有異文， 除顯然錯誤者外， 均需參考有關史傳文集以求其正， 故每因一字費若干日之力， 因而有時發現弇州史料等書之錯誤， 及明史依據之失” 。

　他並舉數例以證校時的費力：

　如太祖實錄卷十壬寅二月癸未條：

　“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 。

　員成， 嘉業堂藏紅絲闌鈔本作元成。

　檢蘇平仲文集譚濟傳及實錄本書戊戌八月條均作員成， 則嘉本當誤。

　太祖實錄卷十六乙巳正月甲申條：

　“大都督朱文正有罪， 免官， 安置桐城” 。

　此卷晒藍本缺， 嘉本作桐城， 而廣本抱本作桐廬。

　案應作桐城， 桐廬其時尚爲張士誠所據。

　太祖實錄卷二十一丙午十一月己丑條：

　“文忠遂進兵杭州。

　未至， 張士誠平章潘原明懼， 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 請納欵。

　……（文忠）

　遣元明以下官屬入朝” 。

　此卷晒藍本缺， 廣本前作原明， 而後作元明。

　抱本嘉本則前後均作原明。

　按陳基夷白齋集有潘元明之父母鄭國公並夫人合葬墓誌， 文中說：

　“子男十人， 長元明， 次元紹” 。

　元明兄弟係以元字排行， 則作元不誤。

　實錄記元紹不作原， 則作元當係實錄原本。

　其作原蓋避太祖諱， 而鈔寫前後不一。

　明史張士誠傳前作原明， 而後作元明， 即不識明人避諱， 猶沿實錄之誤。

　這些例子已可證校籤整理之費力。

　我這裏再替他舉一例子。

　如晒藍本太祖實錄卷七第七頁前四行：

　“駐兵縉雲之黃龍山” ， 抱本黃龍山作黃雲山。

　王氏按語云：

　按嘉慶一統志處州府有黃龍山， 無黃雲山。

　凡是檢查過方志一統志的， 就知道查方志小地名之不易。

　像這樣一條也就得花他不少的時間了。

　而校籤所載這種類似的異文多得很。

　王崇武先生將其考證所得， 用長紙條記錄， 浮黏於晒藍本上。

　所黏籤條多在太祖實錄卷三十六以前。

　卷三十六後只有一條， 那就是太祖實錄卷六十三第四頁前十一行：

　“子

　瑱爲平涼知縣” ， 嘉本瑱作頊， 王氏按語云：

　“太祖文集卷八賜平涼縣尹王軫父諭作軫” 。

　最近我得見北平圖書館藏明內府精寫本太祖文集微捲， 則內府本仍作瑱。

　史語所藏太祖集雖然是明刊本， 但係俗本， 自不如內府精寫本之可據。

　在晒藍本熹宗實錄第一冊， 也有幾處係王氏貼籤。

　這大概是寫論文， 閱讀熹宗實錄，而隨手改正晒藍本誤字。

　王氏所校抱本實錄， 由今存校籤看來， 是至英宗實錄卷二百五十第七頁第一行止。太祖實錄卷一百五十四至二百五十七， 未見抱本校籤， 這幾卷現在重校一過。

　又抱本英宗實錄原缺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九、 四冊， 係嘉業堂抄配； 這四冊可能係據北平圖書館本鈔配， 因此在晒藍本此處即無抱本校籤。

　抱本英宗實錄第三十八冊， 因夾於鈔配本內， 致遺漏未校， 這一冊現在也校勘一過。

　王先生校抱本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實錄， 僅籤記抱本異同， 並未像李晉華先生那樣抉擇去取， 也沒有用整理太祖實錄校籤的方法整理這些校籤。

　王先生校勘明實錄， 在昆明時尚有一工作助手， 但不久即離職。

　王先生未能完成這一工作， 自與戰亂有關。

　在民國三十年， 梁鴻志將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本明實錄影印問世。

　這一影印本的刊行， 對明實錄校勘工作也應該有影響。

　王崇武先生於民國三十七年夏赴英， 其後返回大陸， 據說已逝世。

　王先生的撰著，在史語所出版的， 皆功力深至， 爲前人所不及。

　彰健是在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入史語所。

　我所讀的明實錄， 自太祖實錄至世宗實錄，係用的廣方言館本。

　三十五年冬， 史語所遷回南京， 我才買到梁鴻志影印本。

　三十七年冬， 史語所遷到臺灣楊梅鎮。

　當圖書室於夏天開箱曬書時， 我曾取晒藍本約略翻檢， 曾有意將晒藍本校籤過錄于梁鴻志影印本上， 但以卷帙浩繁， 不敢着手。

　而且在那個時候，我的興趣已轉向宋明理學， 時常害病， 也無功夫着手。

　四十三年秋， 史語所遷至南港。

　四十四年冬， 李濟之先生繼任史語所所長， 擬恢復明實錄校勘工作。

　在這時王崇武先生已離職， 遂徵詢彰健的意見， 而我在那個時候對過去的校勘工作情形並不清楚。

　於是我重新翻閱晒藍本， 希望對過去工作情形有所瞭解。

　我發現英宗實錄卷...

篇十：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0 2 0 . 1总第127期DOI:10. 13666/j. cnki. jnlc. 2020. 0105从历史档案看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发展 *＊谢岩岩摘 要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档案显示，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发端于参考咨询工作，在逐渐明晰服务对象后，主动拓宽用户范围，制定相关服务规范，逐步形成完善的服务体系。研究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发展历程，总结不同时期的服务特点，对我国图书馆开展立法决策服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参考文献 10。关键词 立法决策服务 参考咨询服务 国家图书馆 档案资料Development of Legislation Decision-Making Service in the National Libraryof China Based on ArchivesXie Yanyan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the legislation decision-making service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riginatedfrom reference service. After gradually clarifying the service object，the legislation decision-making service ac-tively expanded the range of users，established service specifications and improved the service system．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legislation decision-making service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andsummarizes characteristics of service in different periods，which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libraries in Chinato carry out legislation decision-making service. 10 refs.Keywords:Legislation Decision-Making Service;Ｒeference Service;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Archives1949 年以来，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国家立法、大政方针制定和科学民主决策，以及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文献支撑和保障作用。与此同时，国家图书馆在服务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业务档案，这些档案记录了国家图书馆在不同时期开展立法决策服务的情况。为此，国家图书馆于2014 年启动立法决策服务历史档案整理工作，对1949 年至 2016 年底立法决策服务部所藏的有关国家图书馆为中央和国家机关、重点科研和生产单位服务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文件进行梳理研究。去除部分不宜公开的档案，共整理工作档案8997 件，包括不同时期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相关的规章制度、管理规范等馆发文件，工作计划、总结、经费预算、会议纪要、业务统计等工作文件，以及重要人物、业务函件、外事往来情况等内容。通过分析研究这些档案资料可以看出，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工作从起步发端到逐渐明晰服务对象、扩大服务范围，再到建立并完善服务规范和服务体系，这一历程正是国家图书馆对中央和国家机关用户的认识逐步加强和深入的过程，也是国家图书馆逐步调整自身、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创新服务的过程。梳理这一历程的变化、特点和不足，对今后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参考咨询服务以及其他图书馆的服务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1 立法决策服务发展历程1. 1 立法决策服务发端1949 年 5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制定研究室使5 3* 本文系国家图书馆 2014 年度馆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项目“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1949—2014)”(项目编号:NLC－GS－2014018)研究成果之一。

　·管理与服务·用规则，其中第一项规定“本馆为便利政府机关与学术机关之特别参考，设立研究室”［1］(401) 。1951 年 3 月文化部文物局《改造北京图书馆方案》第二项规定“编辑整理参考资料，解答机关、学校团体以及一般读者的咨询”［1］(400) ，明确了北京图书馆为政府机关提供立法决策服务的任务。在“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号召下，北京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的服务重心不断调整，政府机关逐渐成为其主要服务对象，奠定了为国家立法和决策服务的基础。这一时期的立法决策服务形式和服务特点如下:1. 1. 1 服务形式从已有档案中的馆发文件、规章制度、工作总结等资料看，早期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立法决策服务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1)通过文献研究，解答咨询问题，提供数值、事实等参考资料。这些工作当时保存了完好的档案记录，为国家领导人和中央各部委提供的咨询由于保密的要求都单独保存，咨询内容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问题等，但相关咨询档案于“文革”期间全部毁失 ① ，只有部分咨询记录简单登记在册。如 1963年参考书目部咨询登记表显示，参考书目部为解放军提供日本、东南亚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海空军基地资料及克什米尔、印度风俗等资料;为中宣部提供有关南斯拉夫的资料，为公安部提供社会主义国家刑事犯统计、法国和东京刑事犯统计、各国交通事故统计等资料 ② 。(2)编制专题目录和索引。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答复咨询过程中编制的专题目录和索引，属于咨询结果的衍生产品。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北京图书馆接受有关部门委托，对有关原子弹方面的技术情报进行连续跟踪，编制了《馆藏原子能书刊目录》［2］(82) 。二是结合国家形势、科学研究，主动编制书目索引以揭示馆藏，分赠给有关单位或科研工作者。如提供有关民防图书目录给中央人民防空筹备委员会、提供《毛主席著作词语索引》《鲁迅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等馆藏索引给中央党校等 ③ 。1. 1. 2 服务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图书馆为国家决策部门提供文献信息支撑和保障的服务意识初步显露，工作内容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展现了专业研究与业务开展并重的服务特点。第一，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该时期的立法决策服务工作以史料查找、查证为重，为用户提供某一具体领域的数据、信息、文献等内容，可以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等所处的国际和社会背景，以及国家提倡和推行的方针政策。例如，1959 年为配合外交部勘界谈判，受其委托编制了《清末奏议、文集中有关中俄边界资料目录》，为中苏签订平等新约代替中俄不平等旧约，重新勘界立标提供了历史依据;1960 年编制了《中国边界目录》《有关中越界务参考资料》《有关中朝界务参考资料》等，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谈判提供了法理依据 ［2］(80) 。再如，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号召，北京图书馆以科技纸本文献为主要载体，开展科技情报工作，既包含科技文献的搜集整理，也包含进一步的科技情报分析，发挥尖兵和参谋作用，为国家科技发展、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和良好的服务 ［3］ 。第二，专业研究与业务开展并重。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图书馆为中央和国家机关所提供的服务工作多与国际国内形势紧密相关，需要配合国内外政治斗争，及时准确地提供文献、图片、事实资料等支持国家方针决策。因此，北京图书馆招录多名专家型馆员开展相关工作，这些馆员既是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又在早期的图书馆立法决策工作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如研究员刘汝霖于 1952 年调至参考研究组，早在其入职北京图6 3①②③档案《20060330－ 参考部部史走访记录 － 戚志芬》，王磊、卢海燕 2006 年 3 月 30 日采访戚志芬。档案《GZ00011－ 社会科学参考组咨询统计表(1963 年 1 月 －12 月)》。档案《GZ00019－ 对外提供书目、资料目录记录》。

　2 0 2 0 . 1总第127期书馆之前就已出版《周秦诸子考》《汉晋学术编年》《中国佛教地理》等多部著作，是以编年体著述学术史的开创者 ［4］ 。1953 年，响应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刘汝霖在没有用户要求的情况下，独自在各种书刊中查找矿藏资料，主动开展“文献报矿”工作，陆续完成铜矿、铁矿、锡矿、硫磺等矿产资料汇编，对有关部门寻找地下资源有很大助益［5］ 。这些老一辈馆员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积极主动的服务意识，以及文献研究与服务工作并重的工作方法，为立法决策服务工作氛围和文化环境的营造、服务能力的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1. 2 立法决策服务对象进一步明晰1973 年 5 月 13 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73)文物字 61 号文件，转发经国务院办公室同意的《关于北京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的请示报告》:“根据北京图书馆藏书的特点、所处的地位和当前的工作条件，应以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科研部门、重点生产建设单位为主要服务对象，同时适当开展一般读者的阅览工作。”［6］ 这份文件首次明确了北京图书馆以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科研部门、重点生产建设单位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办馆方针。1978 年国家图书馆成立了参考研究部［1］(712) ，下设社会科学参考组，承接为中央领导机关审查干部提供线索和证据、为中央领导机关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资料、为中央主管部门发展生产提供专题资料等大量工作任务，是北京图书馆开展立法决策服务的主要阵地 ① 。在服务对象进一步明晰后，国家图书馆的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呈现出新的特点。1. 2. 1 服务形式“文革”结束后，北京图书馆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了大量的文献参考，除了党政军委托咨询外，还主动跟踪支持国家重大项目、政策的实施。以参考研究部为主体的服务团队为国家立法和决策服务的意识逐渐增强，主动协调配备相关人力、物力，完善工作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开展的主要服务包括:(1)专题服务。如 1976 年，戚志芬、彭竹等参考馆员为兴建毛主席纪念堂提供建筑工程设计专题资料，涉及英、俄、法、德、日等 9个语种，成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技术供应情报组开展工作的三大资料来源之一 ［7］ 。(2)事实查询。如 1977 年 1 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由交通部和海军组织力量打捞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被击沉的一艘日本装载物资的油轮“阿波丸”号。为配合打捞工作，咨询馆员对馆藏文献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检索，最先将沉船位置的经纬度信息提供给相关部门，事后证明该资料所提供的沉船位置与实际沉船位置十分接近 ［2］(94－97) 。(3)查证服务。如 1982 年，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的湖广铁路债券案中，社会科学参考组以确凿的证据避免了一起外交事故，并查明湖广铁路风潮系辛亥保路运动的一部分，建议外交部更改其“外国人不能查阅此类报刊”的电话通知，让读者了解事情真相 ② 。1. 2. 2 服务特点第一，分层次服务。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北京图书馆进一步明确了立法决策服务的职能，对重点服务对象、服务任务的认识逐渐加强。北京图书馆在读者服务工作中区别重点服务对象和一般服务对象，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作为北京图书馆四个服务对象层面中的第一个层面逐渐显现［8］ 。对服务对象的划分与明晰，使得北京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的目标与任务更加明确。连续多年，参考研究部都重点围绕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文献需求开展服务工作。如 1983 年，社会科学参考组在当年把中央党政机关(包括省一级部门)作为重点服务对象之一，其委托的咨询任务占全部咨询工作的 63%(1095 件) ③ 。第二，分专业服务。首先是按照专业划分文7 3①②③档案《GZ00154－1981 年至 1985 年社科参考组工作月报表》档案《GZ00277－ 参考部 1983 年工作总结》档案《GZ00184－ 社科参考组、马列著作研究室、文献研究室 1982 年和 1983 年工作总结》

　·管理与服务·献室。这一时期新成立了许多文献检索室，如社会科学参考组设马克思主义文献室、哲学文献室、政治法律文献室、经济文献室、文化教育文献室、文学文献室、历史文献室、地区文献室等 ① 。这些文献检索室集中提供专业图书及检索工具，以开架阅览的形式，积极为读者提供文献线索，并承接专题咨询服务。其次是按照专业来分配馆员的工作。在社科参考组工作的馆员必须确定工作专业方向，在组长组织下按照既定的专业以及所任业务职务规定的职责，独立有计划地开展业务活动，并承担相应的业务责任，业务干部的专业技能必须保持稳定，未经组长特许，不能在办公时间内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 ② 。第三，规范化服务。对立法决策服务的工作内容、业务流程、人员水平、质量控制、时效要求等都有详细的规范并制作相应的记录表单，并成立业务委员会对立法决策服务进行指导审查，如咨询回复要求语言精练，措辞文雅亲切，文字规范工整等 ③ 。第四，产品意识显现。在开发文献资源，检索和传递知识信息、为读者服务过程中，必须对各类文献根据专业或专题进行调查和研究，因此逐渐形成了可供利用的文献产品，如研究报告、文献综述、资料汇编、综合或专题书目索引等。北京图书馆针对不同文献产品的内容、范围和规格都制定了详细的出版或发布要求，明确生产及审核机制，沟通产销渠道，讲究产品效益，使产品能为读者更有效的利用 ④ 。1. 3 立法决策服务领域扩大改革开放后，北京图书馆为进一步完善对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与重点科研生产单位提供的参考咨询服务工作，有计划有准备地扩大服务领域和提高服务质量与效率，经过论证，有步骤地调整部分专科阅览室和研究资料室，扩展国家图书馆职能 ⑤ 。1987 年 12 月，北京图书馆联合国家科委向全国相关软科学机构征集发展战略研究、政策研究、规划研究、科技立法等软科学研究报告、论文、专著，贯彻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大力发展软科学”的指示，促进软科学发展研究 ⑥ 。1991 年，北京图书馆制定《北京图书馆“八五”(1991—1995)建设规划》，计划筹建政策法规研究机构，争取与全国人大、政协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政策法规机构建立联系，为国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主动提供文献情报服务。1991 年 10 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约见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等人，明确表示希望北京图书馆承担两项任务:一是短期的立法咨询工作，二是立法重要课题的中长期研究任务 ⑦ 。1992 年法律文献研究室成立。这些工作都是北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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