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后勤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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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的后勤决策文丨杜玉芳 编辑丨子愚西藏和平解放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由于当地特殊的政治社会状况和险恶的地理交通条件，进藏部队的补给供应是否通畅就成为能否顺利解放西藏的关键。毛泽东对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高度重视，做出一系列决策进行指导。这些决策不仅保障了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而且对此后经营西藏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一、解决西藏问题，“给养供应麻烦多”西藏的解放是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顺利发展，于 1949 年开始逐步提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的。1949 年 2 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见了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谈话中，在展望解放战争的进程时，毛泽东谈到了西藏问题。他指出：解放全国，“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毛泽东的这一看法是正确而深刻的，抓住了进军西藏的要害和关键。

　“给养供应麻烦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当时从康定、西宁骑马或步行到拉萨，要翻雪山、渡激流、趟冰河、过索桥，一般行程均在三四个月以上，补给运输之困难可想而知。二是政治社会情况复杂。解放前的西藏是全国各省区中唯一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体系的地方，党对群众的影响几乎空白。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既然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那么进藏部队物资供应问题怎样解决，能否大量就地采购？这一想法在最初考虑解决西藏问题时，就被毛泽东断然排除。邓小平 1950 年 7 月 21 日曾说：“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9 页。)1950 年 12 月，毛泽东在给西藏阿里两位地方官员的信中，进一步指出：“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36 页。)“不吃地方”成为部队后勤保障的总方针。

　毛泽东提出这样的方针，很可能是总结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教训。他知道，青藏高原地广人稀，高寒缺氧，生产水平低下，加上社会制度落后，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广大藏胞的生活十分贫穷，更谈不上供应几万大军。红军长征时擦了西藏的边儿，三个方面军都从四川、西康藏区穿过，对此有过切身体验。后来，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回顾当年运输补给的艰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从 1950 年 4月至 12 月，先后组建了廿二个兵站，三个航空地后勤站，经常使用 500 辆汽车，3300 头骡马，358 辆胶轮大车和大批牦牛，形成空中和地面、军队和地方、人力和畜力、现代和原始的多层次多手段的立体运输，大力向甘孜、昌都地区抢运粮食，才基本上保证了当年的进军，即使这样，154 团还一度断粮，靠野菜、地鼠充饥才支撑下来。”(党雨川：《张国华同志在西藏》，《西藏党史资料》1994 年第 1、2 期合刊，第 13、14 页。)三、“一面进军，一面筑路”

　张国华所说“保证了当年的进军”指的是靠多种运输措施基本保证了部队进军昌都。“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随着部队由昌都向拉萨继续前进，运输补给线不断延长，粮食和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特别是 1951 年下半年，十八军部队陆续进入拉萨，虽后方部队大力组织运输，但由于路途遥远（内地至拉萨运输补给线长达 2500 多公里），路上损耗大，物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许多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处于半饥饿状态，形势相当严峻。

　改善交通是保障供应的关键。形势的发展使向西藏修路变得刻不容缓。“西藏的公路建设，是有关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整个西藏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重大的首要问题。如果推迟三至五年完成，长期由牦牛驮运，不仅使今后在工作（上）均处于被动地位，且脱离群众，很可能使经济上的问题发展下去，而有引起政治上变化的危险。”(《解放西藏史》，第 261 页。)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一面进军，一面筑路”的方针，决定修筑康藏、青藏公路。

　康藏、青藏公路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交通的历史，通车拉萨后，每年由汽车运入西藏的粮食、物资约 10 万吨，基本保障了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的物资供应。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站稳了脚跟。四、“生产与筑路并重”

　筑路是解决进藏部队运输补给的关键，但道路的修建比较缓慢，需要较长的时间。1950年毛泽东发布的进军《训令》中，对修路的任务规定为：“甘孜‐‐昌都‐‐丁青‐‐乌所‐‐太昭‐‐拉萨公路由十八军负责抢修，力争于明年年底完成。”(《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 年）》，第 51 页。)此后，毛泽东对修路的艰巨性有了较充分的认识，指出：

　“康藏公路短期难通”(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60 页。)，“明年（指 1952 年‐‐引者注）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许需要两年至三年才能修通”(《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54 页。)。公路缓不济急，牦牛运力有限，为解进藏部队物资之急需，毛泽东又适时提出了“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方针，指示前方部队在进军的同时，开展生产自救。

　还在先遣部队刚到拉萨、十八军主力尚在进军途中时，毛泽东就于 1951 年 9 月 13 日电告邓小平：部队进藏后“（公路）也许需要两年至三年才能修通（拉萨）。似此，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靠购买，则对藏民影响不好。因此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定为生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以一部分担任生产，以一部分担任筑路，在生产季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此点在现在就应确定，以便在冬季有所准备。”(《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54 页。)

　毛泽东未雨绸缪，适时提出“生产与修路并重”的方针，为解决进藏部队的物资补给问题，争取在西藏站稳脚跟指明了方向。刘伯承对毛泽东的这一方针进一步阐述道：部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生产，历代王朝在边疆也搞戍边屯垦，我们叫建设边疆。五、深远的历史影响毛泽东制定的后勤决策，立足于民族团结，着眼于西藏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这些方针的实行，不仅保障了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使解放军顺利进军西藏并站稳脚跟，而且产生了超出军事意义的深远历史影响。1954 年 3 月，中央全面评价了西藏部队、地方机关农业生产对站稳脚跟、团结西藏人民、带动群众生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出：这种增产的数量，纵然很少，甚至从财政上来说是得不偿失的，但它的实际意义却很重要，它在藏族人民中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上)，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7 页。)

　由于上述方针政策的执行，西藏物价基本稳定，实现了毛泽东“藏民的生活水平不因我军入藏而下降”的目标，直接而有力地争取了民心，促进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顺利实施，而且发展了西藏地方经济，增进了民族团结。资料来源：《领导文萃》2016 年第 10 期，p82。查询码：ldwc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