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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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青春之我，复兴伟大之民族 —— 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这一历史责任。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漫漫征途中的必经阶段，迄今，我们党已经为此跋涉了 100 年。按照十九大报告的部署，我们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还剩下不到 30 年时间。复兴大业已进入关键里程。

　历史学家将 100 年的单位称为“世纪”，社会学家将 30 年的单位称为“世代”，都是希望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解决人类社会所存在的现实和未来的课题。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站在建党百年的门槛前，现世代的青年是否感到先辈的凝视，听见了使命的召唤？ 1921 年 7 月，当来自各地的党代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在上海汇聚时，没有人预测到历史将被他们改写。这个“史上最牛创业团队”，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 45 岁，最年轻的刘仁静才 19 岁，毛泽东只有 28 岁——这也是 13 位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

　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把人类解放树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这个最初只有 58 名党员的新生政党，为什么会确立这样宏伟的志向？如此崇高的政治信仰所为何来？ 多数人因为看见而相信，只有少数人因为相信而看见。在 20 世纪初最深沉的长夜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心中举起的是信仰的火炬。1917年，28 岁的李大钊听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满腔热血瞬间沸腾。他于次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雄文，正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带到中国。

　早期革命的活跃分子，绝大多数都是那个时代的“80 后”和“90 后”，这并非偶然。陈独秀在《青年们应该怎样做》中直言不讳：“死的中国社会，自戊戌变法以来……在社会上奔走呼号的，不过是少数青年学生。”他认为，青年阶级性不稳固，因而往往有超越利益的理想，比任何阶级都易于倾向革命。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最深重的时候，寻求救国真理的任务，自然落到了这样一批年轻人的头上。

　1920 年 4 月，27 岁的毛泽东成了上海老渔阳里 2 号陈独秀家的常客。他后来回忆：“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巴黎最初的日子里，22 岁的周恩来反复研读《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英译版，有人形容说，一位中国人在法国阅读被翻译成英文的德语著作——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渴望，莫过如此。

　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因信仰而集结，“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革命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从被奴役中挺起了脊梁。

　狂飙突进的时代孕育了共产党，进而孕育了青年团。早在共产主义小组时期，为了团结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进步青年，并为建立共产党准备后备力量，一些地方就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 年 8 月，上海 8 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 10月，毛泽东等人也开始在湖南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初创时期的青年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次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呱呱落地。1922年 5 月 5 日，马克思诞辰 104 周年的纪念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选择在这天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意在表明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

　回首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以他特有的澎湃激情向青年发出呼告：

　“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呵，快快起来！努力去作人的活动！” 寰宇之下，任何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在那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青年不仅登上时代的舞台，还舍我其谁地成为历史主角。

　“青年”作为一个社会概念，诞生于 18 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之后。在工业大生产和近代教育的推动下，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青年逐步担起了社会运动发起者和主力军的角色。对此，马列主义的缔造者作出了示范：《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 30 岁，恩格斯 28 岁。列宁最初参加革命活动时只有 17 岁。

　中国社会讲求长幼有序、师道尊严，在传统社会中，青年是被动的顺从者。进入近代，在外来文明冲击下，中国社会的传统秩序分崩离析。随着新式学堂的出现，接触先进文化的青年天然地具有了革命性与组织性，以及空前的爱国热忱，诸多社会变革自然都以青年群体为主力军。知识青年们激情勃发，血脉偾张，甚至不惜用激烈方式诠释爱国之血性。清末，为刺杀满清大员，一群年轻的文弱书生组织了暗杀团，主要参与者包括：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陈独秀在回忆蔡元培时，首先想起的便是他们尝试制作炸药的经历。后来，在北大成为同事的蔡元培、陈独秀等人，试炼的便是思想的“炸药”。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激辩，新旧对垒，在一定程度上讲，先进与落后之分就体现在年龄之别上，新青年“革”了老夫子的“命”——1917 年当北京大学开始改革时，陈独秀 38 岁，胡适 26 岁，钱玄同 30 岁，刘复 26

　岁，鲁迅 36 岁，李大钊 29 岁，最大的蔡元培也不过 41 岁。同一年，林纾已是 66 岁，严复 64 岁，辜鸿铭 60 岁，段祺瑞也是 53 岁了。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对青年的尊崇、对青年的赞美前所未有。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刊名为《新青年》）的发刊词上开宗明义：“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李大钊更是毫无保留地赞叹：“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 人们对青年寄予热望。李大钊写道：“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凤凰涅槃的青春中华，青年应该担起责任，成为再造的主体。

　青年毛泽东饱含这种时代气概：“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正是这样一批心怀救国理想的先进的年轻人，将暮气沉沉的“老大帝国”，一步步改造为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最终创建了青春永驻的共产党，缔造了生机勃勃的新中国。

　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希望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谁重视青年，赢得青年，未来就属于谁，这是中外政治发展中的一条基本规律。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领导人一经接触就都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气质远较国民党年轻有活力。孙中山曾经感慨：“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国民党右派大佬戴季陶也在写给蒋介石的书信中叹息：“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青年作用，这可以上溯到其早期创始人。早在 1918年 6 月，李大钊等发起筹备“少年中国学会”，把创建一个“少年中国”作为毕生理想。后来他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不少会员就来自少年中国学会。1949 年，中共中央即将迁入北平城时，毛泽东曾这样谈起李大钊：“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1939 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 5 月 4 日为青年节。1949年 12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 5 月 4 日为青年节。纵观历年党的领导人的五四寄语，可以看到，党对青年的要求与时俱进，而对青年的关怀和期望则一如既往。

　在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时，毛泽东同志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 “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他进一步分析判断：“中国反

　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1983 年五四青年节当天，邓小平为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语青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青年看作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从来都把青年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从来都支持青年在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如此重视青年，从来没有哪个政党如此关心青年。

　对照中外政党的青年政策，有研究显示，西方执政党的公共政策，一般将青年看作“社会问题”，将青年政策列入“社会保障”范畴，其重心是控制和防止消极问题的发生。而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出发，整体上是正面积极评价青年群体，全力为青年营造成长环境，创造发展机会，努力发挥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时，毛泽东曾这样热情洋溢地激励国家未来的主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抗战时期，中国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热潮。据统计，仅 1938 年，就有 1 万多名青年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获准去延安。到 40 年代初期，延安形成了约 4 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学历在初中以上的超过七成，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将近两成。

　著名诗人何其芳这样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地方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看着蜿蜒山路上时隐时现的队伍，由衷赞叹道：“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这是 20 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延安魅力是什么？一位上海青年的答案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摄影家吴印咸说：“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研究者们的分析更为理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青年人的紧密追随。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纯洁性，始终站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最前沿，党的这种精神气质与青年的青春气质高度契合，这成为团结凝聚起最广大中国青年的深沉力量。

　为了给共产主义和民族复兴事业积蓄力量，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十几所院校，各地青年以参加招生考试的名义在延安相会。重视吸引青年，重视教育青年，这成为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无数优秀青年被理想吸引，受信仰感召，最终聚集在党旗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党也因此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事业走向兴旺发达。

　1937 年，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什么能吸引青年？列宁有过如下精彩的论述：“在我们革命政党中青年占优势，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的党，而青年总是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的。我们是跟旧的腐朽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的斗争中去的。”这，就是青年永远跟党走的历史必然！

　1939 年 5 月 4 日，在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发出号召：“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与他们一起奋斗，最终实现人民解放，民族复兴，这，就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100 年来，从“新青年”到“新时代青年”，广大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演绎了可歌可泣的青春故事，唱响了雄壮嘹亮的青春之歌。

　共和国刚刚成立，祖国建设急需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到农村，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党的召唤指引着一代热血青年，他们敢让天地换新颜。1955 年 8 月，《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杨华等 5 人成立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倡议书，短短十几天，800 多名青年报名，全国第一支青年垦荒队随即整装开赴北大荒。一时间，在西北边疆，在东南海防，在草原，在大漠，在雪域高原，青年垦荒队的足迹遍布各地，在短短 3 年里，全国开垦荒地近 3000 万亩。上海青年垦荒队来到江西，他们和当地人民一起，在荒滩芜洲上建立起了具有 10 万多人口的城市，也给它留下了一个永远年轻的名字：“共青城”。

　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处处洋溢着不怕苦、不服输、一往无前的青春的激情：女工郝建秀，不到 16 岁就摸索出改进整个纺织业技术的“细纱工作法”；青年刨工王崇伦，创造“万能工具胎”，1 年完成 4 年的工作量；20 岁的田桂英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带动了成千上万的女青年投身生产一线…… 改革开放以后，广大青年迎来了推动民族复兴的黄金时代，他们发...